他补充说：“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
我的心抖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请他和他新婚太太吃了顿饭店。他太太叫花泓，长得挺漂亮，好像在县政府工作，文秘之类。
送走张弓键馆长之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人的长相。
我最害怕这件事。
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哪怕再凶恶，我都不会这样怕。因为，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而现在，他仅仅是长得像我，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没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没人帮助我。就像孩子看见了一个贼可怕的东西，正一步步朝他逼近，但是大人却看不见，继续在灯下织毛衣……
我不解的是，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伪造的？当然，现在连乳房和处女膜都能伪造，造个身份证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并没有干啥坏事，为啥下这么大的工夫？
这人是谁？
我苦思冥想，感到很玄乎。
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
可是，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正像我说的，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的想象更恐怖的事情。
现在我就遇上了，这个恐怖故事刚刚要开演。
他刚刚开演。
其实我胆子不大，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就可能让我感到阴虚虚，排解不开。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超过半小时，我会跟你一样，最后惊慌失措，撒腿就跑。
这世上的事，世下的事，我搞不懂，咱们都搞不懂。
但是，我必须表现得腰杆很硬气，神经很茁壮，生命很阳刚。
这算是我的职业道德吧。
我是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人。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大家都是脆弱的，都是极富暗示性的动物，如果他们知道，对他们说“不要怕”的人，其实心里更怕，那他们咋办？
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而且我还打算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除了你跟我借钱。）我的信箱请在我另一本书《三减一等于几？》中查找。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一张旧照片。
那年，海南电视台有一个导演，飞到古城西安（当时我在编《朋友》杂志），要把我的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8集。他把名字都想好了，那名字很俗，听的人都不好意思，在此不提。
当时《朋友》杂志上还登了一启事，为这个戏选男主角和女主角。
女主角8个，一集一个。男主角当然是我。我当然是一个。
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都装着照片和简介。那些信堆了半房间。有俩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每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
有个人曾对我说，假如你夜里看不同的陌生人的照片，超过一万张，你就会疯掉。我一点都不信。
可这天夜里，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我问她咋地了，她举起一张照片说：“这有一个男的，跟您特别像！”
我接过来看，果然像！
另一个编辑看了后，朝我鬼鬼地笑。
我说：“你笑啥呀？”
他说：“周老师，您别开玩笑了。”
我说：“我开啥玩笑了？”
他自作聪明地说：“您把自己的照片寄来，骗我们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咳，真不是我！”然后我对发现这封信的那个编辑说：“你把信封找来。”
她就把那信封找来了，上面的地址是遥远的北京……
难道是他？
我努力回想。他的单位好像是一个叫《卖》的报社。我记得当时我还为这个报纸的名字叫好，我说：“这名字真简单。假如办一份全是各种商品信息的报，名字叫《卖》，那多好啊——《卖》报《卖》报”！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那人的名。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决定去《卖》报找找他。
我要找到这个多年前的一张照片上的人。
我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呆久了，很熟，我很快就找到了《卖》报社。那是一座写字楼，里面有很多公司。我走在楼道里，东张西望。
有个矮个子男人迎面走过来，他跟我打招呼：“曹景记，你回来了？”
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记！
我说：“我不是曹景记，我找曹景记。”
那矮个子男人走近了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惊叹道：“嘿，你和他长得真像！对不起。您是他弟弟吧？”
我说：“不是。”
他斜着眼睛看我，得意地笑了：“那他就是您弟弟了。”
“也不是。”我知道我遇见的是一个饶舌的人，就避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直接问：“他的办公室在哪？”
他说：“您不知道？他半年前就跳槽了，那段时间我不在，我表姐生病了……”
我着急了，问：“他去啥单位了？”
他说：“一个好像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听说他去当副总经理，听说薪水特别高……”
我说：“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行吗？”
他说：“你等等，我去采访部问问。他原来一直做记者，他是个很敬业的记者……”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过了很长时间，热心的矮个子男人才出来，他说：“真抱歉，曹景记跟他们都断了联系。平时，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不错，可是……”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就是他！
最后，我终于没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只好沮丧地离开。
之后，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
其实，这根针就在我脚下——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闲聊，说起了这件事。他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呀，前不久，他们还找我写过一个本子呢。”
我眼睛一亮：“他们在哪？”
他说：“好像就在你们编辑部附近。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诉你。”
晚上，我的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详细地址。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旁边，三环路上。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
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像。
一个职员告诉我，曹景记一个月前就神秘地辞职了。而且，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一个月前正是假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间。
我问那个职员：“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那个人说：“我几个月前取资料去过一次，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那儿。”然后，他把那个地址告诉我了，是玫瑰居一带。
我当天就去了。
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亮了，个别的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眼珠。
那是一个很旧的楼，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
我慢慢地爬上去。楼梯很黑，有一股霉味。我在走近一个可怕的谜底。
最高一层。
楼道里没有灯，暗暗的，一片死寂，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
我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门牌号。我只有把眼睛凑近门牌号才能看清。
我的眼睛凑近其中一扇门的时候，那扇门竟然自己慢慢拉开了！
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
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立。
我俩都愣住了。
他和我长得像极了，我遇见了我！
他的脸很白，是那种没有血的白。
就是他。
我先说话了：“你是曹景记吗？”
他反问：“你是？……”
我说：“我叫周德东。”
他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几年前，你不是给《朋友》杂志社寄过一张照片吗？”
他皱皱眉：“什么《朋友》杂志？我根本不知道。”
我想了想，说：“我是个作家，写恐怖故事的，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
他也想了想，然后说：“你想进就进吧。”
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一看住的就是那种随时要搬走的人。屋子一角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房顶有一只很小的灯泡，昏昏黄黄。
我坐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那帘子是黑色的，好像很沉。
他坐在我的对面。他没有给我倒水，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他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说：“打听的。”
他继续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我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我有点紧张。
只有我和他。
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
我装做没事儿一样说：“我记得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因为你长得跟我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