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哲随即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说从今天起，农场不再打上工钟，不再分派农活，劳动全凭大伙儿的主动，食堂吃饭也不再凭饭票。因为“高效的蚂蚁社会里从来没有这些累赘”。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惊人的决定，然后他宣布散会。人们都带着那种沉静的喜悦，相继离开了库房。颜哲只让保管员四娃留下，告诉他今晚要守在这儿，不能关门窗，用一把大蒲扇在屋里用力扇动。这是为了尽快把空气中残留的蚁素赶走，省得明天这儿出现一个蚂蚁大聚会。四娃不知道原因，但他当然会尽力会做的。颜哲后来告诉我，要想造成蚂蚁聚会，即蚁群的正反馈，空气中的蚁素浓度倒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有一个“稳定的”、“点状的”的蚁素源。
等他们走完，颜哲走过来，紧紧把我拥在怀里，低声说：
“成功了！我自己制造的蚁素和爸爸的一样有效。”
我同他拥吻，但没有说话。他看出我的心绪不佳，就关切地问：“怎么了？”
我犹豫片刻，说他最后那个决定恐怕太草率，尽管有了蚁素，但一个农场不能缺少有效的生产指挥，否则会乱套的。颜哲笑了，自信地说：
“你恐怕还囿在旧的圈子没有跳出来。我举个例子：如果想把水提到山顶，那就需要一整套东西――提灌站啦，水渠啦，电力啦，尤其是外部的管理啦，等等。但若让水往低处流，就不需要任何这类玩意儿，水会自动把所有低凹处填满。为什么？因为第一种过程违逆水的本性，而第二个目标符合水的本性。人类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成员具备了利他本性，他们会自动填满所有需要劳动的岗位。不要忘了那个现成的例子：蚂蚁社会里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管理，但它们运转得很好。”
我不再说话了，在他的怀抱中保持沉默。颜哲扳过我的脸仔细看看，说：
“不，你有心事不是为这个。告诉我，到底是为啥。”
我本不想说，但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只好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啥。没错，你的利他素很有效，我感受到了大伙儿的幸福。但这种幸福都带着梦游的色彩。坦率地说，他们现在的言行是由咱们控制着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俩并不在这个群体中，这让我――怎么说呢，有点儿‘骗人入局’的负罪感。”我怕自己的话伤害颜哲，赶忙补充道，“这只是我的糊涂念头，你别介意。也许，让我也吸入蚁素，跟大伙儿融入一体，就不会有这样的胡思乱想了。”
但我的“糊涂念头”显然对他触动很深，他也沉默了。良久他说：
“其实我也很想融进这个利他群体中去，但是不行，为了保护这个纯洁的小团体不受外界所害，必须得有一两个清醒的监管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很痛苦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秋云，你一定要陪着我，别让我一个人留在外面。”
他的话里有很深的痛苦，我被打动，反过来安慰他：“颜哲哥你别担心，我留下来陪你。我答应过的，保证说话算话。别不开心啦，今天你该高兴的，你的蚁素真的和你爸的蚁素一样有效，原先我还担心‘新姜没有老姜辣’呢，我是多虑了。”
“是啊，我看了那么多天的书，就是为了有效地复现爸爸的成功。有了今天的实践，我也更自信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两次的蚁素虽然同样有效，其间还是有差别的。这不奇怪，即使大药厂用标准程序生产的青霉素，也不能保证不同批号之间完全相同。按医院条例，打针前每个批号必须分别作皮肤试验。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危险。上初中时有一次我患肺炎，医生开了三天的青霉素，头天做了皮试，不过敏。因为是连续打针，其后不用再做皮试。但第三天的青霉素换了批号，护士疏忽了，忘了重做皮试。我打完针，刚走到医院门口，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好在我还清醒，知道是药物过敏，立即回头向注射室走，那时走路已经得扶着墙了。刚进注射室，我就顺墙溜下去，其后便人事不知。
过后很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勉强走回注射室而是休克在路上，耽耽搁搁的，说不定一条小命就报销了。可惜，在蚁素问题上我忘了这个可以类比的教训。那次从喷洒程序上说正好有一点巧合：喷了第一批号蚁素的赖安胜等三人又和其它人同时接受了第二批号蚁素的喷洒，后者完全覆盖了前者，于是把其中的矛盾掩盖起来。所以我和颜哲当时都没想到，不同“批号”的蚁素之间有着小小的差异。
而且，正是这个小小的差异造成了后来的血案，最终成了溃堤千里的蚁穴。
4 女知青怀孕
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但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起来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锈在一起，撂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但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但脸上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奇‘书‘网‘整。理'提。供＇，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
“糟了，出了一点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
“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六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信息素中。我不禁大笑，小声揶揄他：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但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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