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①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罗？”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只好另谋出路了。’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要么没落下去，要么逃避开来，二开必居其一。”
“明白了。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
“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价钱合适的话，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但一深淡，条件不合适。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作，我明确地拒绝了他。”
“被告还说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台电视机，问我买不买。在当时，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一吋要一万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我也觉得很合算。”
“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
“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
“可以说是衣衫褴褛，虽说没有老婆，可衣衫也太脏了。我当时善意地想，人的一生，总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
“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质量很好吗？”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可见质量是不错的。”
“关于这台电视机，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东西是不错，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
“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
“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
“他醉醺醺地说，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眼下为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我向他说：‘那太好了，有具体的计划吗？’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
“新剧，服装，大理石，简直是挨不上边儿，证人听了这话不觉得奇怪吗？”
“我听了是很吃惊。说实在的，当时他连一壶酒钱都没有，却扬言一年以后就能坐上自用小轿车，叫人听了不吃惊才怪呢！”
“开矿这营生，能赚那么大钱吗？”
“俗话就有‘山师’②这种说法。当然，要是现代化组织的大企业，另当别论，以个人的力量经营这种事业，简直是去冒险，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得沦为乞丐。”
“关于矿山的事，他对证人讲了些什么呢？”
“他说矿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埋藏量有儿亿吨，并且拿出剪下的报纸给我看。矿山看来是确实存在的，但矿脉的情况如何，值不值得开采，却是另外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说不上来。”
“被告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技术是不成问题的，整个山都是由十多种大理石块构成的，露天开采就行。关于采矿的技术，我没有多少专门知识，所以当时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
“可是，从常识来判断，被告在这方面的知识，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两吧。”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
“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大理石的产量，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从意大利进口一些，但是所缺也很有限，国内的产量稍加提高，就有可能变输入国为输出国。何况，目前这种建筑大楼的热潮，当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要是搞得好，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企业。使我吃惊的是，他对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样无知。比方说，连大理石能够用于雕塑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一口咬定说没有这种用途。”
“被告是怎样辩解的呢？”
“过了不久，我拿百科辞典给他看，我说：‘是这样吧。’当时他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但随后马上笑着用下面的话遮掩了过去：‘不，因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筑、座钟等方面，用于雕塑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商业上也可以说成不用它。’当时我想，的确是这样。”
这时我感到，检察官的询问，证人的证言，都已经离开了案件的正题。
假如有人偶然来到法庭，只听到这一段问答，他很可能以为这是在审理有关大理石矿山的诈骗案件呢！谏罄戆讣墓讨校庵秩仆渥拥氖率浅Ｓ械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