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是的。”
“我亲爱的伙计——我根本就没想到过卡特有罪啊。我当时知道的是，莫利被杀前很久他就离开了。我想是不是虽然他说他已经走了，但现在他们发现他并没走？”
波洛说：“卡特十二点二十六分的时候在那所房子里。实际上他看见了凶手。”
“这么说卡特没有——”
“我告诉您了，卡特看见了凶手！”
巴恩斯先生说：“那——他认清楚他是谁了吗？”
赫克尔波洛缓缓地摇了摇头。
第九章 一十七，一十八，有个姑娘在等他
第二天，波洛和他相熟的一位剧团代理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此后又乘车到了乡下——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出去之前，他就打了电话和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约好晚上见面。
到达哥特楼时已是九点半了。
波洛被带进书房，里面只有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一个人。
握手时他用急切的询问眼神看着来访者。
他说：“怎么样？”
赫克尔波洛慢慢地点了点头。
布伦特既怀疑又欣赏地望着他。
“您找到她了？”
“是的，是的，我找到她了。”
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您累了？”
“是的，我累坏了。而且这不大好听——就是我不得不告诉您的这些事。”
布伦特问：“她死了？”
“这取决于”，赫克尔波洛缓缓地说，“您愿意怎么看。”
布伦特皱起了眉。
他说：“我亲爱的先生，一个人肯定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也是必居其一吗？”
“啊，但谁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道：“您该不是说——根本就没这么个人吧？”
“啊，不，那倒不是。有这么个人。她在加尔各答住过。她教过讲演术，为慈善工作奔忙。她回英国时乘坐的是‘马哈拉那’号——也就是安伯里奥兹先生所乘的同一条船。虽然他们住的不是同等舱位，但他帮了她一点小忙——替她解决了她携带行李时的小麻烦。看起来，应该说在不多的一些方面他是个好心人。而有时候，布伦特先生，好心是会有出乎预料的好报的。您知道，安伯里奥兹先生就正是这样。他偶然又在伦敦的大街上碰到了这位女士。他生性豪爽，好心地邀请她到萨瓦吃午饭。这对她是一种做梦都没想到的礼遇。而对安伯里奥兹先生来说，这却是天外飞来的一笔横财！他的善举并无预谋——他绝不曾想到这个姿色已老的中年妇女相当于将要把一座金矿送给他。而且，尽管她这么做了，但其实她自己反倒是昏昏然不知就里的。
“您知道，她从来不是那种有一流智力的人。她有一颗善良、纯正的心灵，但她的大脑，我应该说却跟母鸡似的。”
布伦特道：“那么杀死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的不是她了？”
波洛慢慢地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想，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情讲起。那是从一只鞋开始的！”
布伦特茫然地说：“从一只鞋？”
赫克尔波洛点点头。
“是的，一只有带扣的鞋。我从牙医那儿经历了一番紧张出来，正站在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汽车停在了外面。车门打开，一只女人的脚正准备伸下来。我爱注意女人的脚和踝骨。这只脚的脚形很好，足踝也生得不坏，穿着值钱的长统丝袜，但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一双崭新的亮光光的皮鞋，缀着一个很大的造作的鞋扣。不潇洒——太不潇洒了！
“正当我在观察着的时候，那位女士的其他部分也显露出来了——老实说很令人失望——这是一个既不漂亮、穿着也糟糕的中年妇女。”
“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
“正是她。她下车时发生了一点意外——鞋扣给车门夹了一下，给弄掉了。我把它捡起来交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同一天，稍晚一点，我和杰普侦探长一起去拜访这位女士。顺带说一句，她仍然没把鞋扣缝上。
“同一天的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走出旅馆，消失了。我们说，这是第一幕。
“第二幕是从杰普侦探长把我召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开始的，在那儿的一个套间里有一只放毛皮的箱子，而在这个毛皮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房间，来到箱子跟前——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破旧的带扣鞋！”
“那又怎么样呢？”
“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是一只破旧的鞋——一只穿了很久的鞋。但您瞧，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来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就是在那天晚上啊——也就是莫利遇害的同一天。上午鞋子还是新的——到了晚上却成了旧鞋子了。您明白的，人不可能一天之内就穿坏一双鞋。”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兴致索然地说：“我想，她可能有两双鞋吧？”
“啊，可并非如此。因为我和杰普侦探长曾经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的房间，检查过她所有的东西——而那里并没有带扣的鞋。是的，她可能有一双旧鞋。累了一天之后她可能会换上它，晚上出去，是不是？但如果是这样，另一双鞋就应该在旅馆里。这很奇怪，您承认吗？”
布伦特微微一笑。他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是啊，没什么要紧。一点也不要紧。但人们总是不喜欢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我站在毛皮箱旁，看着那鞋——鞋扣是最近才用手工缝上去的。我得承认当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怀疑——怀疑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克尔波洛，也许今天上午你是有点晕了头了。你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甚至连旧鞋子在你眼里都成了新的！’”
“也许这就是原因？”
“但是，不，这不是的。我的眼睛没有骗我！接下来，我仔细查看了这具女尸，得到的结果很难让我满意。为什么要故意胡乱地毁了这张脸，使得它无法辨认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非得从头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克尔波洛坚决地说：“这很有必要。我必须从头到尾给您讲清楚最终使我发现真相的全过程。当时我对自己说，‘这儿有点不对头。面前是一个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也许，鞋除外？——的死女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也放在一起——但为什么脸无法辨认？也许，是不是因为这张脸本来就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呢？’于是我马上联想到我听说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这个套间的主人——的模样，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另外的女人死了躺在这儿呢？后来我去看了这另一个女人的卧室。我试图在心里描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从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漂亮，衣着华丽，很会化妆。但在本质上，却不无相似之处。头发、体格、年龄——但是，还有一点差别。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