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而且问题立刻就有了答案。无疑，有一个推论是正确的。”
“自杀？ ”
“当然。”
“方式呢？ ”
“他向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子弹还留在胸腔里。”
“子弹打中了心脏吗？ ”
“非常接近，最严重的是伤到了大动脉。”她稍微停了一下，有点儿不耐烦地说：“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
“是的。”马丁·贝克小心地提出下一个问题。“你验过枪伤吗？ ”
“还不算少，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并不算复杂。”
她这辈予究竟验过多少枪下亡魂的尸体？ 三个？ 两个？ 或者只有一个？ 那个法医也许感觉到他无言的怀疑，因而解释道：“两年前约旦内战期间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在IIIIJL，枪伤是从来没有少过的。”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自杀的人。”
“是没有，不太多。”
“哦，事情是这样的，”马丁·贝克说，“很少有人自杀是瞄准心脏的，大多数的人都是瞄准嘴巴，也有些人会瞄准太阳穴。”
“可能吧，但是这个家伙绝不是我碰过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以前学心理学时听过，自杀者，尤其是比较浪漫的人，都出自本能地会瞄准他们的心脏，显然这是很普遍的倾向。”
“你认为斯韦德中弹后还能活多久？ ”
“不会太久，一分钟，也许二或三分钟。他内出血很严重，要我推测的话，我会猜一分钟，就算不对也差不了多少。这很重要吗？ ”
“也许不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六月二十号时尸体还在你这儿？ ”
“是的，没错。”
“你认为那个时候他死了多久？ ”
“嗯……”
“你的报告对这一点只是含糊带过。”
“事实上这很难确定，也许比较有经验的病理专家能给你更精确的答案。”
“但依你看呢？ ”
“至少两个月，但是……”
“但是？ ”
“但是这还要看死亡现场的情况而定。温暖而潮湿的空气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如果尸体暴露在高热下，会加速腐烂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腐烂得很厉害，我是说——”
“那子弹造成的伤口呢？ ”
“组织分解让这个工作变得很困难。”
“枪是直接接触到身体的吗？ ”
“依我看来并没有。但我可能是错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
“那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
“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毕竟有两种经典方式可选择，不是吗？ ”
“是啊，”马丁… 贝克说，“你说得没错。”
“他可以把枪抵着自己然后扣下扳机；或者手上拿着手枪什么的，然后掉转枪身，把手伸直，对着自己。我猜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用大拇指来扣扳机。”
“的确是。这是你认为的案发经过？ ”
“是的，但是这些都是很保守的猜测。要根据一具变形得这么厉害的尸体来判断枪是否抵着身体，实在非常困难。”
“我懂你的意思。”
“不过现在换成是我有问题了，”那个女孩儿轻决地说，“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他是怎么开枪的真有那么重要吗？ ”
“是的，似乎是这样的。斯韦德被发现死在自己家中，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是从里面关上的，他躺在一个电暖器旁边。”
“这就可以解释尸体为什么腐烂得这么严重了。”她说，“假使那样的话，一个月可能就够了。”
“真的吗？ ”
“是的，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找不到近距离射击后留下的焦痕了。”
“原来如此。”马丁·贝克说，“谢谢你的帮忙。”
“哦，小事一桩。如果有任何事我能帮忙的，尽管打电话来。”
“再见。”
他放下电话。她在说明问题上真是个老手，一下子就让案子只剩下一个谜团尚待解开。不过这个谜团更令人疑惑。
斯韦德不可能是自杀——不用枪却能把自己射死，这可不容易。
那间保斯街的房子里根本找不到任何武器。
第七章
马丁·贝克继续打电话。他想找当天最先被叫到保斯街的那两个巡警，可是此刻两人都不当班。问了许多人之后他才弄清楚，其中一个人正在休假，另一个人则到地方法院作证，所以也没有来上班。贡瓦尔·拉尔森正在开会，而埃纳尔·勒恩刚接到电话出去了。
马丁·贝克等了很久才和那个最后把报告送到凶杀组的巡警联络上。针对报告送来时已经是二十六号星期一一事，马丁’贝克觉得他不得不问一问。
“验尸报告真的早在那个星期三就送到了吗？ ”
巡警回答的声音很明显在发抖。
“我不太确定，我也是到星期五才看到报告的。”
马丁·贝克没说什么，他在等解释。巡警说：“我们这个管区的警力不到别人的一半儿，所以除了最紧急的事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小事。报告总是堆积如山，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所以，在这之前没有人看过验尸报告？ ”
“有，我们局长看了。星期五早上他还问我是谁处理那把枪的。”
“什么枪？ ”
“斯韦德自杀用的枪。我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我想是打电话来的某个巡警找到的。”
“我手边正好有他们的报告，”马丁·贝克说，“如果屋子里有枪的话，里面应该提到才对。”
“我想那个巡警应该不至于犯错。”
那个男人防备了起来。他是在为他们的人辩护，而且不难知道是为什么。前一阵子，社会大众对警察的批评与日俱增，警民关系也大不如前，偏偏警务工作又几乎增加了两倍，造成许多警察离职，很不幸，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尽管瑞典失业状况严重，但要找到新人也非常困难，而且新训中心的规模比以前缩减了许多，所以那些留下来的警察更觉得他们应该团结一致。
“也许吧。”马丁·贝克说。
“他们确实完成了任务。他们闯进去发现死者之后，立刻就通知了他们的长官。”
“那叫古斯塔夫松的家伙？ ”
“没错，刑事局的人。除了尸体不是他发现的之外，找出死因和公布消息的都是他。我当时猜想他们把枪拿给他看了，而且他也把它拿走了。”
“为什么不写下来？ ”
“这种事常有。”那个警官冷淡地说。
“嗯，现在看起来，那个房间里是没有任何武器的。”
“是没有，但我也是到星期一才发现的，也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与克里斯蒂安松和克瓦斯特莫谈过之后。我立刻就把文件送到国王岛街来。”
国王岛街警察局和刑事局就在同一街区。马丁·贝克冒昧地说：“是啊，毕竟两边并不太远嘛。”
“我们没有错。”这个男人说。
“事实上我较感兴趣的是斯韦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谁错了。”马丁·贝克说。
“算了吧，如果真的有错，也绝不是市警局的错。”
这句反驳略带有含沙射影的意味。马丁·贝克觉得他最好就此打住。
“谢谢你的帮忙。”他说，“再见。”
下一个电话他打给了刑事警官古斯塔夫松。他似乎正忙得不可开交。
“哦，这件事啊，”他说，“嗯，我根本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种事的确会发生。”
“哪种事？ ”
“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找不到答案的谜。所以你一看到就可以放弃了。”
“麻烦你现在来这儿一趟。”马丁·贝克说。
“现在？ 到瓦斯贝加？ ”
“是的。”
“对不起，不可能。”
“我不这么认为。”马丁·贝克看了看手表。“三点半吧。”
“但是我不可能——”
“三点半见。”马丁·贝克说。
他放下电话，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两手放在背后交握着。
这点儿小争执说明了过去五年来的变化。开始调查前，你得先弄清楚这些警察到底做了些什么，这常常比你调查案子的真相还困难。
四点零五分，阿道夫·古斯塔夫松走了进来。马丁·贝克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但是他一看到这个男人就认出来了：骨瘦如柴的家伙，大约三十岁，黑发，有种难缠而冷漠的神情。
马丁·贝克想起以前曾在斯德哥尔摩刑事局的办公室及一些不算正式的场合里见过他。
“请坐。”
古斯塔夫松坐到最好的一张椅子里，翘起了腿，拿出雪茄，点着后说：“一个很荒谬的事件，不是吗？ 你想要知道什么？ ”
有好～会儿马丁·贝克安静地坐着，手里不停地转着圆珠笔。然后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到保斯街的？ ”
“晚上，大约十点。”
“当时情况如何？ ”
“恐怖死了，到处都是白色的大虫子，臭气冲天，一个巡警还在门厅里吐了。”
“当时那些警察在哪儿？ ”
“一个人在门外看着，另一个坐在汽车里。”
“他们一直看着门口吗？ ”
“是呀，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你做了些什么？ ”
“我直接进去看了一眼。实在恐怖极了，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可能是刑事局的事，谁知道呢。”
“但是你的结论却不是这样？ ”
“当然，因为这件事一目了然。门从里面用三四种方式锁住了，那两个家伙花了很大力气才进到里面去。窗户也锁着，窗帘是拉下来的。”
“窗户当时还关着吗？ ”
“没有，很明显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把它打开的，要不然没戴防毒面具根本没有人能待在那里。”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
“没几分钟，不过足够让我知道这不需要刑事局来处理——不是自杀就是自然死亡。所以剩下的就交给市警局了。”
马丁… 贝克翻了翻那份报告。
“这里面没有列出任何你们找到的物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