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改元而有18个年号外，高宗又是唐朝皇帝中拥有年号最多的一位。
居储君：凭“仁孝”得以立
太宗有14个儿子，李治排行第九，他是长孙后所生，小名“雉奴”。贞观二年（628）六月出生在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封为晋高宗《矛江叙帖》
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在他前面，不仅有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长。在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传统当中，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够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且能继承大统，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李承乾自幼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承乾立为太子。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但他生于深宫之中，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太宗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也即是长孙后所生的次子、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魏王泰恃宠骄横，久有夺嫡之心。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取代太子长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收敛，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而太子承乾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只是很快事机泄露，李承乾便被太宗废为庶人。
这时候，太宗有意立魏王泰为太子，但大臣们提醒他，如果坚持就这样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天，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长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世勣和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子（齐王、太子和魏王）一弟（汉王），所为如此，我心实在失望已极，百无聊赖。”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也不再绕弯子，请他将心事赐示。此刻，太宗才回答道：“我欲立晋王。”须知，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娘舅，他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晋王于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聚百官于太极殿，询问诸子之中谁最适合被立为嗣君，众人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见晋王李治居然成为众望所归，也一时龙颜大悦。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七日，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太宗在太子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关于李治的“宽仁孝友”，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事实证明，太宗凭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这一决定，得到了长孙无忌等朝廷亲信大臣的拥护和支持。选立李治以后，太宗在当月下诏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每逢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使李治得到实际的政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题发挥：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会马上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父皇的教诲，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太宗晚年还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总结自己，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晰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的大军返回长安。由于太宗病体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亲的身体。太宗这次卧病以来，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不少时日。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同样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这是后话。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岁的一代英主长逝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当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的始建于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阁（民国初年）
时候，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而且，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这的确给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更何况李治还是曾经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就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他除了“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妥善安置善后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这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显示出来。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对高宗做出全面的评价，应该是史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又如何会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评价呢？
“唐律”残片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征伐高丽的战果来说。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太宗去世后，因避讳，改名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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