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莽一开始也就是想谋个人爵禄，就是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想篡位为帝。说起王莽这个人，也真是个异数，他因缘际会地生在外戚之家，但又非真正地含着“金汤匙”出生。一开始他也只是希望能够入仕，其贤行也不排除是为了求名，其虽生在外戚权贵之家，但父亲早死，孤儿寡母度日，眼看其叔伯兄弟爵禄高登，生存法则就驱使他必须打开新的出路。何况当时取士的征辟制度是以个人操行为标准，他只能选择以贤显名于士林，再闻达于天子的进身之路。走的是一条曲线跑官的路子。
其后来的代汉除了个人野心之外，也是时势使然。当然，他可以效法周公和霍光，但饶是霍光尽忠汉室，一秉至公，但立帝废帝出于一臣，已经犯了天家的大忌，最后刻薄寡恩的朝廷还不是灭了霍氏家族？废汉自代，需要他拿出极大的勇气，需要排除心中的道德障碍，其间的内心挣扎，很有可能是冰火煎熬。这恐怕不是道德与价值都已经空洞化的今人所能理解。以唯利是图的现下人心所度，王莽的一切行为纯粹都是个人野心。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任何篡夺都可以用个人野心所能解释，否则，以霍光的权倾一时与杀伐手段，以他后来使宣帝“芒刺在背”的威仪，为什么没有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宁愿做着事实上的皇帝而不敢做真皇帝？并不是他们缺乏决断，缺乏临门一脚的功夫，而是无形的道德力量使他们不敢做出不可饶恕的不臣行为。要做这不可回头的决绝行为，除非有天道人心的呼唤，除非有昏庸残暴的皇帝，有“君之视民如草芥”，才可以“民之视君如寇仇”，才可以像汤武革命一样，打着“替天行道，以诛独夫”的旗号，否则很难逃脱人心和自己内心的责难。
从王莽来看，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想做一些事，他后来的种种改革也确实证明他想开创一个时代，刷新一下陈腐的政局。因此，我们今日评判他，就不必管他是不是权迷心窍，而因更多地从当时的时势着眼。时势需要，虽不道德也道德；同样，如果时势不需要，虽道德也不道德。毕竟，个人的道德毁誉事小，帝国需要强人事大。
而实际上当时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作为财税来源和帝国命脉的农业，已经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下垮了。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形成洪水一样的流民，并滚雪球一样成为一个极具危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像炸弹长长的药引，紧紧地缠在帝国不堪一击的躯干上，只需要一点火星，这个帝国就会全面爆炸。这一点，不但那个自称“汉老寡妇”的王太后和王公贵族不知，就是长安的一班朝廷大员也不一定知道，但多年掌握中枢、一直处理政务的王莽知道，再不采取非常手段，则大家会一块儿玩完。民变一起，天下大乱，什么宗室，什么外戚，管你是刘姓还是王氏，统统都会在乱局中沉沦。为今之际，只有重振皇权，优恤小民，才可以釜底抽薪，鼎定天下，而环视刘氏宗室，早已在富贵中腐烂，就是有一二有识之士，又有谁有王莽的德能勤绩和摄政王的权威呢？且不论时势的需要，仅仅为了救刘、王二姓，除了篡位，王莽也已经别无选择。这也是他废汉后为什么还保留刘氏贵族地位的一部分原因。当然，他后来为了确立新朝的权威，也努力清除刘汉的印迹。这是后话。
再说，以他个人所处境地而言，做到摄政王的地步，已经是离弦之箭，断难回头，一旦王太后宾天，恐怕自己想求善终也不可得。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哀叹，再也不能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霍光二十余年尽心辅政，身后儿孙也难逃诛灭。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教训不可谓不残酷。就是皇帝感念兴立之恩，优待老臣，但自己多年摄政，恩罚尽出于己手，作威作福之下，难免有冒犯幼君的时候，仅就此而论，恐怕灭一百次族都不为过；不要说自己曾有种种不臣的细节，就是没有任何事，一干新贵也会罗织罪名灭之而后快，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威风，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忠心，不灭己不足以号令群臣；更何况，往日受恩之人急于要划清界限，以邀宠新君，免不了要揭发旧事，甚至还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往日得罪之人，则更是盼来了咸鱼翻身报仇庆祝的时候。总之是，一旦太后一去，自己就难免“大树飘零”，断难逃出生天。也不要对皇帝报以奢望，君恩往往无常，在其位者，虽父子兄弟犹然白刃相见，何况对昔日的权臣呢？对群臣口诛笔伐自己，说不定他还乐观其成，或许这竟是他的授意，是他“风”臣下检劾旧事的。因此，对王莽来说，与其将来灭族亡家，不如铤而走险，冒险一试，说不定就因此开辟了一片基业，而最坏也不过个灭族。
我们今天回头看，从帝国的利益和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是刘孺子还是王莽更能领导帝国？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现在负面评价王莽，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评价历史又怎么能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丑化王莽无非是他篡夺了刘氏江山。不过诚如陈涉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圣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天下本无私，唯有德者居之。想当初刘季不也是从嬴子婴、楚霸王手里抢走了天下吗？何以刘季做得，王莽就不能从刘孺子手里接管政权？
不合时宜的悲剧改革家
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