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比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的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的“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13岁的孩子。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呆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13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
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了。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400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动乱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禅让的历史逻辑
我们同情弱势的君主，但我们也不可以责备代之而起的强臣，在历史面前，任何道德臧丕都无关紧要。禅让的例行化只是证明帝国旧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按照帝国的创建原则，君强臣良，君臣的力量对比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但绝不可以出现凌驾君主的强臣。一旦有这种不好的苗头，帝国内在的机制就会自动予以修复。要么是君主以神圣的名义，借助外力，通常是通过奇袭等阴谋手段，迅速制伏为首的强臣，从而重申君主不可侵犯的威权。像三国时吴主对付孙綝，清康熙对付鳌拜。要么是强臣效老庄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故意示柔示弱，放弃权力，淡泊名利，甚至退归林下；或者广置田宅，多畜歌儿舞姬，以自清或自污的两种手段来表明自己的没有政治抱负，从而让心存疑虑的君主放心。中唐的郭子仪“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众不非之”，就是因为他办完事就走人，不贪权，不与人斗，广结善缘，征逐酒色；晚清的曾国藩挟平太平天国之威，拥兵东南，在关于他有异心的谣诼纷起时，没有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靠的就是他“种菜养猪”的家书和“三省吾身”的日记。
但是，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有赖于帝国的向心力和纲常道德对臣下的软约束。一旦王室频烦发生权力交接，君主年幼，权力长期集中在个别权臣手里，君臣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那么政权的平衡机制就被破坏。时日一久，这种失衡就被视作理所当然，往日不正常的东西也变成正常。到此之时，作为君主，要么承认现实，甘当傀儡；要么依靠另一种政治力量，采取秘密手段，以消灭权臣的人身为最终目的。东汉桓帝在大权旁落多年后，就依靠宦官的力量，有一天突然包围了大将军梁冀的府第，迫使梁冀夫妇自杀。当然，像汉桓帝这样，又使自己成为宦官手中的权力“人质”。而作为权臣，长期不行臣道，心里也存在着隐忧，既背负着纲常的压力，又得提防着君主的自我政变。因此，为了自我保护，他就不断加强对君主和其他大臣的特务政治，收买、监视、打压、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只到把同情君主的势力消灭殆尽为止。像曹操杀汉献帝的伏皇后和皇后父亲伏完，杀持献帝衣带诏的汉臣，司马氏杀曹魏的皇后。这种诛杀通常都还是通过君主的诏书来进行的，这实际上也是权臣对君主不甘傀儡的一种报复，用这种精神摧残来对君主西西弗式的徒劳进行惩罚。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权臣为了权力的长治久安，在适当的时机，就会采取非常手段，以神圣的受禅手段，废去旧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自己的新王朝。但是只要没有解决好帝国的的权力平衡和修复机制，这种权力更替的先例一开，纲常和道德的约束也就成了秋后的稻草人，不再具有任何的约束作用，历代权臣们也都有了照猫画虎的便捷。禅让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政治常用语。
何以一些短命政权最后都以禅让来终结？在披览历史的纷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禅让的持续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与任何个人政治野心没有必然联系。人在权力江湖，确实身不由己，要想不被别人收拾，就得收拾别人。这种内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这个黄土帝国，立于两河之下，其形成之因据说就是为了治水和救荒。为了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强势领袖和高效率官僚队伍。在强调强势领袖的同时，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持权威又保证效率。因此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以后，无论是皇帝过于独裁，还是皇帝成为傀儡，都会导致施政失误。在一连串的失误之后，社会就会走向崩溃，进入混乱状态。可是即使在乱世之中，帝国的残余影响和其当初形成的原始动机还在起作用，顺天理应人心，重造一体化，就成了政治演变的内在动力。因为有这个历史大目标的指引和驱使，各种政治人物都在企图成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特定人选，即所谓“真命天子”，其所有政治行为甚至包括个人修为都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这一企图在其政治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很清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成为那个高效率官僚队伍的一员，尽心辐佐君王，共造帝国的盛世。只是在君王成为强势领袖的努力迭遇挫折，最后变为不可能时，他们才接过这个传世的梦想，继续进行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有了禅让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
唐尧末年，水旱连年，时间之长，旷古未闻，帝尧抗灾的乏力，极大损害了他的权威，一个长期在位的君主在他老年时展示了他威德和身体的同步衰弱。诸侯势力蠢蠢欲动，换个人做做看的呼声开始出现，所以才有了形象清纯的虞舜的崛起。虞舜所以能崛起，撇开其个人能力和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本身需要一个强势领袖来抗灾救济，重建帝国的信心。舜也明白这一点，他一上台就厉行新政，加强王权，诛杀妨碍其权威的代表性政治人物，即所谓“四凶”。但在抗灾过程中，灾情之大和最后的成功却凸显了另一个政治人物，其功勋之著和道德感召力使舜的细行小德显得暗淡无光。这个人就是禹。禹代舜而起是一种时势的必然，在救国救民的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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