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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里斯重新将船往约定地点开去。与此同时，Ｕ一35号潜艇从水下到达那里，发现并赶上了这艘帆船。帆船上有一个人发现离左舷船尾不远的海面上露出一个潜望镜。卡纳里斯把船调到朝西的方向，在船帆的后面亮出那面红色三角旗，以免让拖网渔船发现。他根据约定的办法，反复升降主帆。这时候，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Ｕ—35号潜艇从刚刚还是碧波一片的海面上冒了出来，那情景总是使人感到惊讶的。两艘船只靠近的时候，海水从潜艇顶上泼泻下来。早晨六点四十分，卡纳里斯和其他人跳上潜艇，钻进内舱，潜艇窜入水中，驶向德国。
卡纳里斯后来奉命指挥ＵＢ—128 号潜艇。但是这艘潜艇活动的地方——地中海——条件太差，为时也太晚，使他不能赢得任何荣誉。
在停战之后的德国的一片混乱之中，卡纳里斯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右翼路线。他曾经在一个军事法庭中工作过，这个法庭免罪释放了杀害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大部分凶手。后来他帮助一个被判犯有渎职罪的犯人逃走。他担任国防部长助手的时候，站在反对国防部长的一边，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博土领导的夭折的军事暴动。他为这件事坐了几天监狱。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尤其是当他在一九一九年结婚之后，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在重建德国海军的过程中，他仍然作为一名特务在神秘的走廊活动。二十年代末，他写了一篇关于使用鱼雷快艇的备忘录，西班牙国王对这篇备忘录很感兴趣，用德国的钱在卡迪斯修建了一个鱼雷快艇制造厂，使德国人更加提高了有关这个武器的技术知识。通过同这位国王和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关系，卡纳里斯打下了在卡迪斯建造一种新型潜水艇的基础。后来他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说服阿根廷帮助德国实施制造潜水艇的计划。
在这些年中，他不断提升，轮流在海上和陆地服役，总是获得好评； “实属罕见，具有肩负要职的优秀军官的各种品质……不知疲倦……判断准确……能力最强”（—九二一年）， “出类拔萃”（一九二七年）， “他的下级信任他”（一九二八年）； “感觉最灵敏，很会动脑筋”（一九三一年）。一九二六年，他的一位上级说他在“海军、陆军和政治方面”有能力，夸奖说； “由于他能非常敏锐地洞察外国人的心理，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因此他在同外国人（从下层人土到社会名流）打交道方面堪称模范，能够很快地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假如他要负起这样的责任，他是不会遇到障碍的，任何不测都不能使他退缩，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封锁如何严密，他都能挤进去，同有关的人进行接触，这样他就可以凭着他那孩童般的天真面孔，在短时间内把局面操纵起来。然而，许多军官——包括未来的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并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狡猾。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担任《施勒辛》号战列舰舰长，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开始向舰上人员宣讲纳粹主义的不朽。“他作了充分的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解通常通俗易懂，在这方面起了模范影响，”他的上级写道。他不失时机地巴结纳粹新统治集团中的权力掮客：当他的下级军需官向希姆莱写信的时候，他顺致问候。 （这位下级是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是集中营的总管。 ）卡纳里斯在《施勒辛》号战列舰上服役了两年，但是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台阶，他却没有爬上去。他没有被提升为舰队司令。他的上级对他作了尽可能保留的正面推荐： “应该说卡纳里斯是称职的。”
即使这个推荐，也由于下面这条建议而变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他的“才智，使他更适合于向军事政治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方面发展”。因为卡纳里斯虽然勇敢、能干，却根本不具备高级指挥官必须具有的冷酷无情的进取个性。再说雷德尔也不喜欢他。舰队司令的职位当然被别人抢走了，卡纳里斯只捞到一个闲职：波罗的海斯温明德海军站站长，就在那里等着告老还乡了。
但是，他到达那儿几个星期之后，帕齐希被解职了。帕齐希推荐卡纳里斯接替职务。卡纳里斯的级别相称，他的服役记录是优秀的。他熟悉外国。他的上级多次强调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有能力的，而且也有间谍工作的经验。他是亲纳粹的，这将有助于消除曾使帕齐希陷入困境的磨擦。从各方面来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只有雷德尔不喜欢他。雷德尔拒绝了帕齐希的推荐。只是当帕齐希指出，不这么做，海军就得把谍报处交给陆军，因为谍报处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海军军官可以继任这一职务，雷德尔方才同意。一九三四年深秋，雷德尔把卡纳里斯从斯温明德召来，派他到柏林去熟悉他的新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卡纳里斯上校担任了德国间谍和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那天他正好四十八岁。
他年纪不算很大，头发却过早花白了，人们因此称他“白发老头”。他的风度不象军人。他动作轻，不引人注目。在他的办公室“狐狸窝”里，他总是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没有听到他到来的动静。他不修边幅，喜穿便服，不爱着军装，即使穿军装，总是捡最旧的穿。他把他的勋章扔到抽屉里，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下级听说他曾经获得金质德国十字勋章，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证实。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中将和上将，还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和他一样，不注重仪容。一天晚上，他参加大型招待会，会后穿着一身礼服回到家里，一个女儿见了就嚷开了： “瞧您这别扭1 ”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家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而他很注重社会礼节，非常客气，遇有约会，总要提前到达。
他似乎一年四季总是感到不够暖和。即使在夏天，他也时常穿一件大衣。他打网球的时候，穿一件厚毛衣。他有点儿患失眠症和疑病症。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街上碰到他的邻居、钢琴家赫尔穆特·毛雷尔时，总要带点妒忌地问： “你睡得好吗？”而他自己需要服用大量的环巴比特鲁和溴异戊醯脲，才能安静地睡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劝别人服用他常吃的这种安眠药。他休息的办法是骑马和打网球，出其不意是他打球的致胜秘诀。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虽然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伐利亚阿梅尔湖，而他却留在柏林，每年探家两三次。他秉性和蔼，关心手下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星期天，他请一位年轻女秘书替他打一份备忘录。她带上眼镜打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他便问： “孩子，为什么要戴眼镜？”她回答说她近视了，他说，这么年轻不应该戴眼镜。
谈话虽然不长，却使她看到：他在关心下级，把他们看作人，而不是一群仅仅替他卖命干活的劳力。他在和人打招呼时总是喜欢称“您”，更证明了他的友好态度。
他喜爱动物。除了家里养了一只鹦鹉外，他还有一对小猎狗，成天在办公室里跟着他转。他常常和它们说话。有时候，他关心它们似乎胜过关心他的下级和他的工作。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到柏林，询问其中一只生病的小狗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以致一些意大利人认为他是在用暗语讲话，其实这是真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喜欢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信任。他本人说过，他相信动物甚至胜过相信人。希特勒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悲观的。他常常一脸忧伤。除了同朋友们在一起时外，平时很少讲话。为了养精蓄锐，应付极沉重的工作负担，他每到晚上十点整就撇开由他照管的一大堆事务。有一次，他向一位下级解释说： “晚上十点以后，谁也讲不了正经话。”这位军官轻声答道； “十点以前也是这样，上将先生。”他的文化兴趣广泛，手不释卷，尤其喜欢阅读外事方面的东西，但也喜好纯文学；他常常将哲学和史前学方面的书籍馈赠同事。谁都说他聪明。他善于迅速抓住别人的思想，讨厌开长会。
他的性格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不过并不伤人感情·他在每日召开的碰头会上，当一位下级汇报情况的时候，他总要挖苦地评论几句。当他和他的副手、非常讲究衣着的汉斯·奥斯特，在他家后面的网球场上比赛的时候，他喜欢把奥斯特逼到土质地面网球场的潮湿角落里，较量个没完，直到他最后使奥斯特滑倒了，把刚刚烫过的白色长裤子坐上一屁股泥方才罢休。他听下级口头汇报的时候，有时不停地追问细节，下级只好承认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级似乎觉得他的讥讽挖苦不带尖酸刻薄，反倒具有内在的幽默和善意，因为他们喜欢他，甚至热爱他。他们喜欢听他讲述如何对付爱发火的上级的故事。上级发火，就要骂人，他对付的办法，就是上级骂一句，他就重复这句中的最后一个词。上级骂“你们的舱面军官是个蠢猪！”卡纳里斯答道“蠢猪！” “这家伙干事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一骂一答，上级的火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这个方法是纯粹卡纳里斯式的。同他一样，它是在兜圈子和玩弄词义的细微差别，使上级的火气转到他自己身上。
卡纳里斯很少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他常常以反问来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