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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其说是为了慕大哥延长政治生命，倒不如说他也包藏祸心，那就是他打不倒慕绥新，还不如把慕绥新高高抬走，进而实现自己当一把手的愿望。后来尽管他没有活动成功，慕绥新在这件事上心里还是比较感激他的。但这时的慕绥新，已经自持政绩市长的头衔居功自傲，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自然对于马向东的表现也不会让步，他更加大肆张扬，更加无所顾忌，就像大闹天空的“孙猴子”，早忘了头上那个“金箍咒”，把一个干部起码的“度”抛到脑后。当然，他的危险和危机也逼近了。
“强龙”与“地头蛇”（9）
当慕绥新知道公安局长杨加林打黑，传出刘涌说他受贿；当慕绥新知道马向东在监狱里，亲自指挥“打慕保马”的那一刻，内心复杂极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岂能不知道在这些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举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阴谋！绝对是个有计划的阴谋！他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找到那位应该找到的大领导，更愈益感到自己的判断非常准确。
其实，自打他当上沈阳市市长以来，在“三讲”中，全市上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什么他支持老婆贪赃枉法，贪婪无度；什么纵容子女在沈阳包打天下，搜刮民财；甚至把他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捡起来……
那时，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时至今日，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这两个消息一发布，无疑，等于抛出了一颗很有爆炸力的政治炸弹，还会波及其他，引发连锁反应。
他也知道中央对待自己培养的高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是轻易不会“两规”的。而一旦高级干部被“两规”，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法网的。因此，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非常想知道中纪委对他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他也知道中央对他有看法，否则，就不会把他弄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也知道中央不希望他这样的干部犯错误，如果要得到上级的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或者说他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足以治罪。为此，他感到大事不好时，已经把能引起不良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与他最贴心的人们订了攻守同盟。是的，他是收了许多钱，也给不少人办过事。但是，收了钱没有办事的，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都通过秘书，把钱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不欠人家人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怨恨，凑热闹在这节骨眼举报他；三是为了平安度过这道人生难关，保住他的乌纱帽。剩下的钱物，他认为都是应该收的，不收怎么能体现出他是市长？不办事要你市长干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不住气，心里还是觉得不托底。就像放到天上的风筝突然断了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此，他在医院急于想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是什么态度？有个什么结论？因为这每一道门坎，都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是通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
开始时，他还胸有成竹满不在乎。他知道他有三张“挡箭牌”。在他的周围已经筑成了铜墙铁壁，风雨不漏。而且他这三方面都“呱呱叫”： 他是全国有名的政绩市长，上有领导赏识他，下有群众拥护他。
大概也正是这些政绩，才使他平时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没有一点防范意识。结果应验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他还不害怕，他还可以一推六二五，还可以把他的问题推到社会风气上去，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法不责众嘛！所以，现在有人告他，反映他的问题，他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想干事的干部，有几个不触犯人们利益的？有几个不挨告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自己能说清楚也就完了。
无疑，上边的态度明确了，他也左右不了了，下边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坚守住岗位，把问题承认的最少，他坚信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不知道中央掌握多少情况，才对高级干部“两规”？他更闹不清“两规”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能不能“治病救人”了？他没有想到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而且，他被“两规”后，主要是治病，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急着找他谈话，似乎就是先治疗。这样一来，每天住在高级病房里，专案组为他找来高级的医生看病，高级的护理人员陪护，开出高级的进口西药。其实，久病成良医，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他知道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什么阶段，需要吃什么药？他没有想到医护人员对他的病，也比过去更认真了，更没有想到专案组的人员，对他的病也非常清清楚楚，甚至都能说出那些很拗口的外国药名。他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确切地说有些感动，甚至有点躺不住了，治不下去了。他常常陷入一种“静坐月明中，孤吟破清冷，隔溪老鹤来，踏碎梅花影”的孤独困境中。
“强龙”与“地头蛇”（10）
然而，慕绥新此时的孤独是常人难以猜度的。他的孤独决不是为了家庭琐事，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代表过一座城市，那是一种信仰的结合，他曾为此而自豪，也为此而孤独过。尽管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理解那种孤独，尽管那种孤独与今天的孤独不能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不同。那种孤独充满了希望，今天的孤独不仅没有希望，甚至连他的对手们也不理解他，说他今天这种难以忍受的孤独，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是呀！如果他当初不固执，接过马向东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承担了那12万美元的责任，也许这个震惊中外的腐败事件就掩盖下来了，他照样还可以指点江山。他嘴上也这么说，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中纪委决不是仅仅根据马向东的举报，才下决心的。
孤独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不管怎样强烈的恐怖，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能忍受，但是孤独等于死。忍受孤寂或许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破坏人的性格。他被“两规”以来，就觉得自己像个被陷入沼泽地的老虎，一天比一天更深邃地往冰冷阴暗的漩涡里坠落，找不到它的边缘，看不到它的止境，或许进来了根本就没有终极。他孤独的一个人，眼前没有一根稻草可以借助，他想绝对没有人走过同样黑暗的道路，这里或许就是他的人生。有时，他也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声音，看见隐隐约约一些人探问病情，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但是他从来不能准确地判断，那只手为什么伸出来，是不是他所需要的那只手？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又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不敢去对接那只手。
他也知道专案组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办案，并不是奉了谁的旨意。专案组的人在保护他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这也是在体验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心是要他付出代价的，决不是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那么，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生命。但是他还是不理解，因为对待他这样一个罪人，用不着这么精心照料呀！用不着这么重视呀！尽管他知道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还是被感动了。也许他看到这么些人围着他转不容易，尤其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组织医生会诊，参加治疗方案研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研究了一套又一套方案，直至所有的人都满意为止。
高傲和屈辱是一对难分难舍的兄弟。如果想形容那一刻慕绥新的真情实感，我看用清朝诗人张骞的诗，是最好的写意“孤楼独坐夜寒天，检点冬裘付使传，若把心肠较寒暖，心肠暖过百重棉”。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完全能应付谈话的需要，做好了随时随地谈话的准备，可以说是翘首以待了。可是专案组还是说，不行！他们说必须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得陪护人员的同意。在一切征求完意见后，专案组的人们还是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并设计出好几种谈话时出现问题的应变办法。他们的这种耐心，都超出了慕绥新的耐心。其实，专案组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病在科学上讲，并不影响谈话，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谈话，只是谈话什么时候开始，要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这样一来才能水到渠成。
其实，此处无声胜有声。专案组围绕慕绥新的一切举动，都是在与慕绥新对阵，在短兵相接，就像蒸包子没到火候不能揭开锅一样，对于他这个主战场的司令官“围而不打”，是没到火候。必须在他的周围加柴加火，围绕他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斗争。
主战场很重要，他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当然面上的斗争也不能轻视，它可以影响到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10·18”专案组负责人韩勇，要求与慕绥新谈话的姜德志、专案组负责全面的侯尚升，必须是钢琴大师，能在一架钢琴上弹出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乐来。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奢望与慕绥新一次谈话便出现“竹筒倒豆子”的神奇效果。
“强龙”与“地头蛇”（11）
果然不出所料，腐败的势力不是孤立的。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受到感动之后，不仅感到了党的温暖，也感到了党的强大。按着他的坦率与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把什么都倒出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