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 9（6）
妈妈对锌版不屑一顾，铛的一下就扔在了桌子上。
小木克已经将蔡小妹打败了。她的部下已经有不少已经被小木克“策反”了。小木克是很精明的，他不愿自己的反到底成为所有出身不好学生的收容所，因此他在成了气候之后大量吸收工农子弟，而且让他们成为骨干。当“反到底”已经抽空了红卫兵团之后，他就不再在他们的门口贴上“老保红卫兵”了。小木克很忙碌，很紧张，他也不再说校长是叛徒。校园中也几乎没有这样的大字报。校园中的批判倒是不断深入。牛棚已经解散，没有每天早上的悲惨低沉的歌声。早请示晚汇报变成了全校的自觉行动。全校一清早就是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琅琅之声。
在学生们喊口号学习语录的时候，校长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口号学习语录。然后就很自觉地将自己的腰微微含着，以便有个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接受批判。校长依然不断在礼堂亮相。对于被斗，他已经非常的纯熟，实际上是因为惯性而变得油滑。和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不同，校长有了一些艺术，在接受批斗的时候，很自然地对自己进行一点表白。再加上小木克是不主张武斗的，他就再也没有吃什么苦头。每天他回到办公室，他临时被关押的地方，他会很自觉地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有时还翻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之类，初中没有毕业的红卫兵看到这样像砖头的著作，便渐渐有了一些敬意。
有一天，校长突然起不来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坐着写检查，写着写着下半身就成了泥塑木雕，膝盖弯曲，双脚麻木，双手不住地颤抖。卫生老师在赤脚医生学习班学过了针灸，就到办公室为校长扎了几针，校长的膝盖松了，就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可是他的老伤复发，实在不能走路了。像一根桩子一样，校长戳在办公室的当中。
“你是在装死啊！”初中生们突然警醒了起来。于是提了浆糊桶就要出门刷标语。
小木克来到校长的办公室看了看。又问了卫生老师。校长本来以为小木克要为难他。不料小木克非常爽快地说，可以将校长送回家去。校长开始有一点疑惑，后来看到一个“反到底”初中生推过来一辆黄鱼车，让校长坐在上面。另外两个人陪着，小木克亲自踏黄鱼车。黄鱼车经过淮海路。校长贪婪地看着久违了的商店，行人，标语，很新奇的样子。他突然感到，他的双腿在这个时候发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又看看小木克，小木克很和蔼地回头看着校长，对他笑了一笑。黄鱼车进了大同坊，又转弯进了小弄堂，在校长家后门停住。校长想往下跨，两条腿依然如同假的一样，指挥不动。
生逢1966 9（7）
人群恰好在这个时候聚集过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会被人长久记住的画面，在很多人视线的交集注视之下，小木克往前走上一步，背转身，弯下腰，周围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边上呆看着。小木克就用手势示意着，让别人将校长往他的身上靠靠。边上的人在当天简直如同被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样，紧张而又笔直地站着，没有动作。小木克于是往后退了半步，用自己的背脊将校长的腹部紧紧贴着，双手后伸，搂住了校长两条指挥不动的双腿，把校长背起。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睛中走进了后门，手扶着扶梯把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全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很多人张开的嘴巴很久没有闭上。
有一天，小木克专程到校长的家中探望，让瑞平陪着。校长要从床上起来，小木克就说：“当心当心，你还是躺着的好。”瑞平看着小木克嘘寒问暖，校长唯唯诺诺，突然感到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错位了，小木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了。
从校长家出来，小木克就进了瑞平的家门。
“你不再斗争校长了？这不是白斗吗？”
“世界上有白做的事情没有？没有。你我不是已经成为红卫兵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们要砸碎的是自己身上的锁链吗？瑞平，我们在球场上不是要将球扔进篮筐吗？我们就是将对手打个血流满头，还是没有得分。我们得分只是因为我们在正确投篮，而且投中了。”
校长静静地躺倒在床上，从此他和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无缘。沿着小木克的篮球思路，校长这回就像是被五次犯规罚了下来，不能再在场上运动了。学校中依然有大字报，没有人将批判他大字报的内容讲给他听，没有人来报告学校的动态。人们渐渐将他遗忘。
当文革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学校开始变得安静了。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已经出门串连去了。校长被打倒了，就没有谁能阻止学生的革命行动。学校教导处的老师无数次地为学生敲上证明上的图章。证明起先还是铅印的，后来走的人太多，就变成了油印的。学校已经成为一个空巢，不久就又满了，那是外地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进来，睡在了那些空空的教室里面。陈瑞平他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选择。陈瑞平很幸运，因为和他一路的还有汤老师和蔡小妹。他们走的时间最长，一走就是两个月。他们一直走到了北京。当他们从长征回来的时候，“一月风暴”已经在上海卷过了。上海工总司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团体。他回家的时候，意外发现妈妈的手臂上缠着一个崭新的工总司的袖章。妈妈造反了。不管怎样，妈妈也算和爸爸划清了界线。爷叔是恒大厂的功臣。他派一个人和工总司接洽，派另一个人和赤卫队联系。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参加工总司，于是全厂的工人无一例外全部带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而董品章同志就成了工厂红色的造反司令。
生逢1966 9（8）
妈妈把瑞平堵在家门口，不许进房门，就在瑞平的手里塞上两角钱和一个装着干净衣服的书包，让瑞平立刻转身到浑堂洗澡。然后，妈妈喊了蓓蓓过来，将瑞平的衣服全部放在一个大脸盆里，用水煮着。热气蒸腾起来。妈妈一面骂虱子，一面在骂瑞平。蓓蓓从对过下了楼，来到90号的灶披间，蓓蓓恢复了她的美丽和伶俐。她看着瑞平，指着面盆里那些有虱子的衣服，一脸坏笑。瑞平忽然感到这个家又有了一点温馨。
“蓓蓓和好婆都要到香港去了。”妈妈说。“以前好婆申请了一年没有批准，现在两个人一道申请，三个月就批准了。”
“好婆先走，我晚走。”蓓蓓说，她很妩媚地看了瑞平一眼。瑞平当然对这样的眉眼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和汤老师蔡小妹一起长征，毕竟他们是在革命，而汪蓓蓓已经游离在革命的范畴之外了。
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意外，这是瑞平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们长征走了三千里，目前并不能构成新闻；因为校园里到处在流传着小木克在安亭的“壮举”。后来在校园里，瑞平看见小木克站在红卫兵团办公室的门口，手臂上戴着的袖章不是红卫兵的，而是工总司的。
“不容易啊，”小木克说，拍了拍瑞平的肩膀，“走了三千里。”
“不容易，成了安亭事件的英雄。”
小木克就哈哈笑了起来，说不过是碰巧而已。
整个安亭事件就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碰巧。当年这些工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工厂里不得志或者被批斗，于是就联合起来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也好拉大旗作虎皮。不料市委就是不承认。他们就威胁说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栏了一辆火车，火车到了安亭忽然就不开了。那些工人就在安亭阻断交通，逼着上海市委表态。在安亭，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渡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这才想起了肚子饿。
“我去弄点吃的。”一个学生这样说，他不知什么时候上了那列被引上了岔道的火车。
那个有一张白白的脸，俨然一个首领的人物说：“好啊。”
这个学生正是小木克，小木克一向很好奇，只要哪里有事，他一定会出现的。他偷偷到了安亭，“反到底”里谁都不知道。他的怀里正好还有串联余下的钱和十多斤粮票。
他摸到了一个工厂食堂。递上钱和粮票，那个胖胖的老师傅说：“你不要惹祸就好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你小人走开。”他找到一家饮食店，那里的店员将头摇得像钟摆，一万个不答应。小木克第三次撞上了一个大饼油条摊头。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谎说是步行串联的，好大一队人走得晚了，还没有吃饭。老师傅这才把炉子捅开，烘了一百多个大饼。
生逢1966 9（9）
饥饿之中的首领和他那一伙狼吞虎咽啃着大饼。他握着小木克的手说：“谢谢，谢谢。”
小镇上传说，安亭已经全是便衣，公安局将来抓人。不管是谁，如果继续胡闹，将严惩不贷。小木克就悄悄离开了安亭，一路上非常担心便衣已经将他的照片拍了下来。
小木克本不确认他们一定会成事。不过他知道，他的爷爷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如此做的。正如当苏北苏南一片混沌的时候，爷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之下，奔走在江淮上海之间，想方设法接济过新四军。谁也没有想到，小镇上的这场闹剧，最后变成了一场正剧。小镇上狼狈不堪的故事最后被称为是一场革命。
红旗飘飘的文化广场，一个超大级别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口号纷飞，誓言铮铮。当背景已经改变，一个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完全和一个蹲在铁轨边上的人不能同日而语。小木克便也相信，这个面孔白皙的人，确实领导了一场工人运动。小木克耐心地候在文化广场南门的出口，在心里说，如果等到他的大脑皮层淡忘了那些大饼，对于小木克来说，可能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他走出来了。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装，他的脸依然白皙，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