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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颇为重要，史称“洛川会议”。当时，洛川正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红区交界的地方。县长是国民党的，县城里也驻扎着少量国民党部队，而四周的农村却是红军的天下。选择冯家村这个小村开会，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笔者实地采访过冯家村。那个私塾，实际上只是两孔青砖砌成的窑洞而已。窑洞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着一棵桑树。这两孔窑洞，一孔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孔则成了会场。小课桌并在一起，放在窑洞中间，四周围着一圈长板凳。
长板凳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坐着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共二十二人。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讨论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在当时实行“张毛体制”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现仍健在的当事人傅钟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曰“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这样，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队中，有两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要解决的是政府问题。经国共双方商定，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
关于主席人选，又费一番周折：
毛泽东提议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蒋介石摇头；
蒋介石提议丁惟汾，毛泽东摇头；
最后选定了既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委，又是中共党员的林伯渠，算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点头。这样，在表面上，朱德成了红区最高军事首长，而林伯渠成了红区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呢？他保持着中共最高首长的地位——虽说名义上中共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毛泽东依然是红区的最高领袖，依然是与蒋介石相匹敌的“棋手”。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国共合作已到了完成最后手续这一步了，即公开发表宣言，昭示世人。毛泽东派出了博古、叶剑英去南京，完成这最后一步棋。蒋介石则派出了与博古地位相当的康泽。于是，“康泽—博古”新一轮国共谈判在南京举行。
众所周知，博古原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的党内对手。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毛泽东取而代之。由于博古承认了错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博古带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据毛泽东称：“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报。这一宣言曾被蒋介石扔进废纸篓。如今，这从蒋介石的废纸篓里捡回来的宣言，重新放到了谈判桌上。康泽刚在谈判桌上坐了下来，便转达了蒋介石对宣言的意见：“你们这个宣言稿，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一段，只是表示共赴国难的意见，那多好！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原来，蒋介石对毛泽东在宣言里所写的“一大堆政治主张”非常头痛。毛泽东则坚持要把那一大堆政治主张放上去。于是，双方又要进行一番切磋。内中包括对于用词的切磋。比如，蒋介石要把中共起草的文件中的“国民党”改为“政府”，中共则坚持用“国民党”。蒋介石说：“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可以用的。”
博古则顺着蒋介石的话，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既然委员长说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用国民党吧！”就这样，经过反复切磋，康泽和博古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与康泽、张冲、博古、叶剑英作了谈话，同意发表宣言。
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意味着正式宣告了国共合作：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妯姑姊妹宣：在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机万分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过一日——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陈布雷为之捉刀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宣称：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至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
蒋介石的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党领导之下”，亦即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么一来，国共不是对等的政党，而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