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说她受了伤，也许她再也爬不起来。”那时，蒋介石夫妇出入于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中，确实是勇敢的。
日军在上海与国民党军队僵持着。为了速胜，日军于十一月五日增派兵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登陆，包抄国民党军队的后路。也就在这一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见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七项条件。显然，日本对蒋介石也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软硬兼施。德国乃日本的盟友，这样，德国驻华大使也就成了最恰当的幕后调停人。陶德曼跟蒋介石的会谈，原本是绝密的。不过，如今随着德国公布了当年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绝密会谈的内容也就为世人所知。日本向蒋介石提出的七项条件如下：
一、承认满洲国、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六、根绝反日运动；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这里提到的《何梅协定》，“何”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梅”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七月进行了关于在华北取缔抗日的秘密谈判。日本提出的这七项条件，显然太苛刻了，使蒋介石无法接受。在陶德曼十一月五日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透露了蒋介石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从来是不投降的。”蒋介石这一段话，说出了两层意思：
第一，国民党不抗日不行，不抗日就会倒台；
第二，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蒋介石把国、共与日本两国三方的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七项条件，日军就掩杀过来。国民党军队无法抵挡，只得朝南京败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落进日军手中。虽然蒋介石输了，不过他坚守上海整整三个月，毕竟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日军本来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是胜利者。
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坚守上海，表示热烈的支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了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题为《目前的时局》。毛泽东说：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我们完全赞助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再度成为“游击专家”
当蒋介石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正面的正规战”的时候，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毛泽东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游击战专家。他在井冈山上打游击，打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的那游击战十六字诀，被世界军事专家们奉为游击战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眼下，这位从未进过军事学院大门的游击专家，把枪口掉向日军，又打起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来。毛泽东可谓“文人武将”，他一生几乎从不佩枪，却笔不离手。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他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他关于游击战争的又一理论力作。
毛泽东以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如今，“小而强”进攻“大而弱”，中国只能采取“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中国之弱，决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拼；中国之大，又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回旋的余地。毛泽东有声有色地在他的论文中论述抗日游击战略，曰：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一论文，不时闪耀着这位诗人的睿智：“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八、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正是在“游击专家”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游击战略指导下，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毛泽东手下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百分之几，只能打游击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里的正规战是由阎锡山负责。阎锡山比蒋介石年长四岁，乃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盘踞在山西，号称“山西王”。眼下，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位“山西王”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生动地勾画了阎锡山的心态：“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就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攻下了山西大同，进逼“山西王”的老窝——太原。太原的门户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不得不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兵，企图夺下平型关，以求抄雁门关的后路，直取太原。平型关的正面，由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守，而侧翼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毛泽东在九月十七日给朱德的电报中，便作出判断：日军“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乃毛泽东手下虎将林彪。林彪筹划着在平型关打一大仗。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及：“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于二十四日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这类战术，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对付蒋介石军队时，多次娴熟地使用过。日军没有领教过毛泽东“口袋”的滋味，这一回算是尝到了。
二十三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在二十五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二十四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在华东，上海陷落之后，日军扑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规战”，亦即南京会战已迫在眉睫了。首都得失，事关重大。蒋介石必死守，日军必猛攻，双方必定大战一番。
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率十三个师组成南京卫戍军。十一月十六日，中山舰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之中，徐徐驶离南京。中山舰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它原名永丰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之际，孙中山便是在这艘军舰上避难，蒋介石也正是在这艘军舰上护卫孙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又成了国共分裂的讯号。这一回，中山舰再一次担负历史性的使命，它载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开首都，沿着长江，朝重庆进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发表致林森电报，表示“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林森此行，为何如此隆重？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从此，重庆这座山城成了“陪都”——战时首都。不过，最初只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先迁往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