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五月九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2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那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被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来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据郑超麟的回忆。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委员,十四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候补。
在八人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晤。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移:“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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