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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开明所说袁、王“信仰个人”，其实便是指信仰毛泽东。杨开明在他的报告中预言道：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确实，矛盾终于在一九三○年二月中旬爆发了。二月十一日，袁文才、王佐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罗克绍正住在茶陵蕉坪他的姘妇家中。罗克绍手下有个三十来人能造枪的兵工厂。袁文才、王佐早就存心把这个兵工厂弄过来。这一回摸得很准。清早五时，在蕉坪把罗克绍抓住了，而且还抓了兵工厂的十七八个工人。押回新城之后，袁文才却给罗克绍松了绑，以酒菜招待。袁文才是想跟罗克绍拉关系，要他去长沙弄钢铁、洋硝这些造枪的原料，使那家兵工厂能造一批新枪，供部队使用。消息飞快传进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朵，说是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本来就跟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昌楷还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条文，早有异心。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楷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楷同志进抵永新城郊……”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辑。这样，朱昌楷便带着红五军，在翌日拂晓前包围了袁、王住地。朱昌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正睡在床上，朱昌楷当场用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了枪声，带着警卫员急忙逃跑。他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发现河上浮桥被拆。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他不会游泳，因此淹死在河中。
袁、王一死，他们的老部下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王及其老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井冈山的根基，从此动摇！红军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
国民党大军反复征“剿”，也未能从井冈山上铲除红军之根。可是，误杀了袁、王，却使井冈山在一九三○年三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在袁、王事件上，非常确切。毛泽东得知袁、王被杀，连连顿足！彭德怀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承认自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彭德怀失去了井冈山根据地，只得率红五军于一九三○年三月重返湘鄂赣边界，在那里另辟根据地。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以及中共高干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几乎没有——错杀袁、王，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朱昌楷在亲手枪杀袁文才之后，翌年八月，他自己也被作为“AB团分子”误杀。毛泽东在袁、王被误杀后，明确提出“杀错了”“要平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又念及袁、王，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且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第二次分手”。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入闽西。毛泽东看中闽西，那是不久前得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他看罢来信，当即提笔复函，告知红四军将向闽西挺进……
毛泽东率部下了井冈山之后，进入闽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曾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可是，这位男子走到半途，听说红四军已离开那里到江西去了，只得非常遗憾半途而返。此人名叫邓子恢，福建龙岩县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县组织起义。不久，邻县永定县也发生暴动，领导人名叫张鼎丞。邓子恢遂率部与张鼎丞部合并，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这样，在闽西便冒出了一支工农红军。听说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邓子恢当然赶紧去找毛泽东。可惜，晚了一步。 不久，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长信，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派专人送往瑞金。毛泽东得知，这里有“独立营”，永定有“铁血团”，龙岩有秘密农会，会员们有“三毛钱的驳壳”（插在绑腿里的小匕首），便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根据地……“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当毛泽东率部进入闽西，那里便贴出了这样的标语。陈国辉，是驻守那里的国民党旅长。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入闽才几天工夫，就打下了龙岩县城和永定县城，一举歼灭陈国辉旅三千多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
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正在这“红旗跃过汀江”的时候，毛泽东又经历了一番政治危机：毛泽东失去了他最为重要的职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那时，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前敌委员会书记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失去了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 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打从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之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五月，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军内不服，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这样，红四军内出现反对中共领导军队的倾向，反对前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倾向。六月八日在闽西长汀白沙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临时军委。这样，反对毛泽东的呼声，越发高涨。
于是，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连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一方，会议由陈毅主持。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上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一会儿如同步行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一会儿又如同跌进北极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闽西山区，弄不到这种药，于是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掉了脑袋。另一个地下交通员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把白色的奎宁丸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