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路费的情景。她说：“他吃得很少，以便积攒较多的钱。”
据伊娜姆说，阿拉法特会见哈吉·阿明的目的，是想探寻是否有可用于
购置武器的资金和支持一场新的军事斗争的可能。我不确切了解哈吉·阿明
跟20 岁的阿拉法特所谈的内容，但我认为大概同他请求哈拉德·哈桑给予帮
助时的谈话是一样的。
在大马士革，哈拉德·哈桑曾试图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袭击以色列。阿
拉法特不知此事。哈拉德说：“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天真。我们的看法是，
只要我们能促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真正进行战斗，以色列将会被击败。
大难过后，我们被一个念头统治着——我们必须把阿拉伯国家推向另一次战
争。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必将进行报复，
这就会迫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这时，我们还未开始懂得实际情况恰恰相
反。。。阿拉伯国家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他们越是受到以色列的打
击，这种心理就越加强烈。唯一了解这个情况的是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
人。然而，他们向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公众所说的，却与他们所了解的真相相
反。”
在哈拉德·哈桑决定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后的一个月内，有100 多名在
1948 年战争中英勇战斗的战士支持他。他们自己命名为巴勒斯坦文化俱乐
部。哈拉德解释说：“当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家并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他们
不准我们建立政治的或准军事的组织。当然，犹太人是被允许建立他们的组
织的。他们建立了哈加纳这一地下的但是正式的军队；他们建立了犹太人社
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预备中的政府；他们还有许许多多政治的和劳工
的组织。所有这些都得到英国人的认可。我们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一般会社
和俱乐部名义掩盖下把自己组织起来，例如童子军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文
化活动俱乐部，等等。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发现同样的戒律加诸
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上——不过这次，正是那些不愿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
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文化俱乐部举行了多次研讨战略策略问题的讨论会。“可是我
们发现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哈拉德说，“我们既无武器又无钱。我们甚
至没有钱购买食品，我们在挨饿。在冬天，东西都冰冻了，我们没有水。我
们常用冰盥洗，因为我们没有化冰的手段。”哈拉德处于失望之中，这时，
哈吉·阿明来到大马士革。
哈拉德说：“以前，我们两家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可是，有些朋友
安排我会见哈吉·阿明。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我告诉他我干了些什么。他
拍拍我的背，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钱。我说：‘对不起，
你能否给我们一点钱？这样我们可以很好地组织起来并购买一些武器。’他
没有回答我。。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战士们中间，告诉他们一切都只
好取消。我第一次试图组织一支游击队的尝试就是这样完结的。”
阿拉法特说，连续几个月，他陷入极端失望的境地。“那时，我正在等
待美国签证，我开始分析整个局势。我发现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我对自己
说，‘不，我不离开了。’”
1950 年，阿拉法特刚刚21 岁，他重新回到福阿德第一大学学习工程。
他的思想单纯而有逻辑。巴勒斯坦的失落是因为阿拉伯现存的旧制度的统治
的无能和腐败。这些政权是如此的腐败和软弱，因而很容易受大国——特别
是英国的摆布和控制。只有以革命来推翻旧制度的政权，才能改变形势。因
而，也许阿拉法特是这样想象的，由一个革命的埃及来领导的未来的新的阿
拉伯国家，将会同以色列战斗并击败它。所以，逻辑的推断是，阿拉法特应
该全力支持埃及的民族主义力量。
1950 年时，阿拉法特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具有的过人的素
质。他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有着极为良好的关系。
这个组织正在策划政变以推翻法鲁克国王。这是阿拉伯所有领导人中最腐败
的一个。阿拉法特现在可以很好地利用他在青少年时代和求学期间悉心建立
起来的联系。
阿拉法特同纳赛尔的四个最亲密的同事有经常的联系。这四个人的姓名
值得一提。一个是阿卜德尔·哈基姆·阿梅尔，1948 年曾在巴勒斯坦参加战
斗，1953 年成为埃及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阿梅尔还是纳赛尔革命指导委员会
的成员。另一位是凯末尔·侯赛因。他是炮兵军官，曾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
员，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1954 年后是政府部长。阿梅尔和凯末尔·候赛因
实际上是同纳赛尔一起制定政变计划的两个人。阿梅尔还同纳赛尔一起建立
了自由军官组织。接触的第三个人是哈立德·毛希丁，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
会成员。1954 年在一场权力斗争中，毛希丁由于反对纳赛尔被驱逐，但两年
后为他恢复了名誉。还有一位与阿拉法特接触的高级人物是后来接替纳赛尔
当了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并且跟穆斯林兄
弟会有联系。
50 年代初，阿拉法特本人未见过纳赛尔。如果他们相见，也许阿拉法特
会发现，纳赛尔并不想跟以色列打仗来解放那怕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领土。
纳赛尔知道，击败以色列就意味着打败它的西方倡议国，而这是他所做不到
的。对此，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察觉，直至他领导巴勒斯坦人去进行一场军事
斗争而同纳赛尔发生了冲突之后才发现。
在阿拉伯军队于1948 和1949 年蒙辱失败后，愤怒激发了正在策划政变
的纳赛尔。这种愤怒，不是直接指向以色列，而是指向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
特别是他自己的国王。他们曾在没有充足武器装备和协调作战计划的情况下
白白让士兵到战场送死。
1950 年，当阿拉法特从他自己极端失望中摆脱出来时，纳赛尔的自由军
官组织并不是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唯一的民族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
跟他们相同。虽然阿拉法特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确曾同它的高层领
导建有联系渠道，他充分利用兄弟会准备提供支持的机会，当情况适合他这
样做的时候。阿拉法特对我说：“你必须记住，穆斯林兄弟会曾作为志愿者
在巴勒斯坦跟我们并肩战斗。”
阿拉法特很可能是两面下赌注。当时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是穆斯林兄弟
会在埃及的任何一个新政权中会有多大影响。纳赛尔的一些高级同事至少曾
经是兄弟会成员。还有一些是秘密的同情者。
自从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直到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7月发动政
变这段时间内，实际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支配着埃及事态的进程。正是它的
压力和活动的结果，阿拉法特取得了第二次战斗的经验，这次是反对英国人
的行动。
1936 年，在法鲁克继承其父福阿德国王的王位后几个月，英国又强迫埃
及签订了一个新的同盟条约。条约赋予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驻军20 年的权利，
并在条约期满时可继续延长。埃及的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
把自己出卖给英国的条约。可是，民族主义力量是分裂的，因而也是无力的。
由于软弱无能而造成的真空，使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变成政
治组织，并领导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1950 年，当兄弟会再次出来带头时，
法鲁克国王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分子。他唯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存，当老
资格的穆斯塔法·纳哈斯当选，再回到总理职位时，法鲁克指示他，给予民
族主义分子，包括兄弟会成员放手处理一些问题的权利。
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场破坏和骚扰运河区英国军队的运动。阿拉
法特在他称为“反对英国占领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他采取打了就跑
的战术袭击英国的阵地。他试图在他的大学里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地。
阿布·阿迪卜当时是他的一位同学。他对我说：“我不知道阿拉法特是
如何进行的，但是，他说服了埃及当局允许他在我们大学的校园内建立一个
军事训练营。他甚至要埃及人向他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阿拉法特成为我们的
高级军事教官。”
阿拉法特告诉埃及当局，他的目的是训练每一个学生，只要他自愿执行
反对英国的任务。然而，他的真实意图是训练新一代巴勒斯坦战士中的精华。
直至1954 年，阿拉法特才离去。那一年，埃及当局关闭了校园，禁止在大学
里进行准军事活动。“我们失去了军训的方便条件，”阿布·阿迪卜说，“但
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阿拉法特当了我们的体育训练教员，在他的教导下，
我们都成了合格的战士。事实上，我们跟以前一样进行训练，只是没有武器。”
伊娜姆·阿拉法特回忆起她弟弟的脚步明显地重新变得轻快有力，那时
他已从失望中走了出来。“在我们的公寓前进出口处有一个相当大的门，经
常关着。我估计大概有1。5 公尺高。每天清晨，亚西尔总是等候着火车驶近
的声音，这辆火车将载他去开罗市中心。他从不看手表，只是静候火车的声
音。我们的住地离车站很近，他从我们家走到车站需要多少时间，他计算得
分秒不差。一旦他听到火车临近，立即从公寓连跑带跳越过大门。他从不开
门。他总是把手撑在门的顶端跳跃而过。
1951 年初，当阿拉法特正在训练巴勒斯坦和埃及学生以打了就跑的战术
来对付英国人时，结识了萨拉赫·哈拉夫，即阿布·伊亚德。他后来成为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和反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
他们第一次会见的那天，哈拉夫是为了观察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