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男子明显的喜爱之情，她回答说：“他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慈
样。非常热情。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多情。”
阿拉法特对他的两位朋友所享有的爱情和欢乐的反应，也许很好地促使
他思考婚姻的前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热恋并订了婚。后来，在他
作山他的牺牲以后，阿拉法特多少有些把瓦齐尔—杰哈德的家当作自己的
家。对哈利勒和英蒂莎来说，他亲密得就像是最敬爱的兄长。对他们的孩子
来说，他是第二父亲。和杰哈德的这种特殊关系，帮助阿拉法特填补了他个
人生活中的空白。
当1962 年即将结束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理由感到满意。在巴勒斯坦
方面，无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许是大多数，依然对纳赛尔和
所谓的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寄予信任。纳赛尔声明他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
被意味着他没有即时的计划。所以，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不能自称他们已经
扭转了这一潮流。但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已经发出光和热。作为它的后
果，到1962 年底，已有日益增多的受其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深信，阿拉伯政权
是不能依赖的。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足够理由对他们
1959 年以来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还创建了地下基层组织网。它处于良
好状态。可以说，法塔赫的机体业已形成，正等待着注入新的生命。
在科威特，1963 年的第一项议事日程是讨论建立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
员会。即将开始的不是很多权力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政策的意志战。阿拉法
特很快将发现，自己和那些敢于说出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们处于对立
地位。
第七章领导问题
直至1963 年，地下组织网——即法塔赫，当时它的骨架已形成，只是缺
少名字和血肉——的实际领导人仍是初创时的四个人——阿拉法特、瓦齐
尔、卡里姆和阿米拉。阿拉法特，由于他的经验和他的人品，是四人中的领
头人。在1963 年，阿拉法特的希望是，这个组织的法定领导职务应该围绕着
他来建立，因为他和瓦齐尔为推动这个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仅在
同级人员中是首席，而且是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于2 月份组成时，阿拉法特实际上被降级
了。可以说，他被降为十人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当时最紧迫的事
情，是需要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功，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在
这最紧迫的事情上，他处于少数地位。
这样，在阿拉法特同集体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和朋友中的多数人之间，展
开了一场意志战。这是一场原则争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争论
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
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内部政策。直至1983 年，当阿拉法特不愿再受集体领导的约束，决定不
顾一切向阿萨德总统摊牌时，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阿拉法特认为，叙利
亚的领导人是罪恶之源，他利用他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影响，来破坏和阻
挠巴勒斯坦人旨在谋求同以色列进行政治和协商解决的每一次和每一个行
动。
阿拉法特真诚的感情从未在公开场合经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完全
忠于他的同事的。我认为，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领导这一概念。他
认为这是制造灾难的方法。显然，阿拉法特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在集体
领导中的个人，发觉他们自己常常处于以最正当的理由同政治上相抵触的既
得利益集团相结盟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
才得以生存，有些领导人甘愿自己受埃及的影响，有些受叙利亚的影响，有
些受约旦的影响，有些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还有一些受伊拉克的影响，如
此等等。在另一方面，有些人更多地受美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
苏联的影响。
阿拉法特认为他们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潜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
先，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其次，也
是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
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总之，阿拉法特的看法是，集
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于瘫痪。
除了事件的证明以外，有关阿拉法特对集体领导制度缺点的强烈反感的
唯一真实线索，来自同他的两位最高级的忠诚的同事的秘密谈话。这两人过
去和现在都完全信奉集体领导的思想。但是，在另一话题下，他们告诉我，
阿拉法特曾多次私下要求赋予他的决策全权。阿拉法特每一次提出的论据的
实质是，如果他能以领导的名义自由作出决定，他会推动事态进程。每一次
他的推断的结果是，他将早在过去就使事态取得进展，如果他曾被赋予作出
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采取平衡行动以致作不了决定，或者虽作出了决定
却为时已晚，不能把握时机作出及时反应。
先是对领导问题、然后是关于战略问题的意志战，是在特定的人物之间
进行的。可以说，早期的主要对抗是以阿拉法特为一方和哈拉德·哈桑为另
一方。哈拉德富于雄辩，代表多数主张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发言。领导反对
阿拉法特“不成熟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也正是哈拉德。
这一对抗发展到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几乎要分裂和毁灭法塔赫的地
步，以后又促使阿拉法特怀疑哈拉德·哈桑有朝一日要取他而代之。现在他
们两人可以对这种猜疑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至少有三回，”哈拉德对我
说，“我告诉阿拉法特，如果他真的相信我要取得他的职位，我愿意辞去我
的职务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哈拉德·哈桑1928 年出生于海法。他对民主和公开辩论的迷恋，使他厌
恶独裁和他称为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的“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他在巴勒斯坦少年时期形成和经验的产物。
“第一个用哈拉德这个家族名称的是一位法官，”哈拉德说。“在他之
后很久，这个家族分为两支。一支拥有土地，做地产生意，十分富有。这个
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沐浴宗教文化。我的父亲执掌伊斯兰法规事务。他也是文
化和政治事务负责人。我可以说，他很受人尊敬并很知名。我们并不富裕，
但直到父亲辞世，我们生活都还可以。
“我们的家族数百年来负责管理圣乔治山洞，那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
斯兰教三种宗教信徒的圣地。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家成了很
有教养的这三种宗教人士聚会的场所。在这三天里，他们经常来到这里，讨
论宗教和政治问题，每次有数百人。由于人数太多，他们自带食物，但是，
我们的家成了某种形式的宾馆。我们通常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我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成长的。当我六岁时，我的父亲眼睛失明了。作为长子，我不得不负
起接待客人的责任。我也有义务侍留在父亲身边，领着他各处走动。尽管我
还年幼，我已习惯倾听各种辩论，我想你会说，政治胚芽就是这样在我心中
培植起来的。”
当哈拉德1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个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当时很年轻，像是他的姐姐，他的四个弟弟和一
个妹妹，还有一位女佣人。“因此，我必须学习和工作，”哈拉德说，“由
于我的责任和年龄，我不能像许多比我年长的亲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政治
和军事斗争。但是，我参加了伊斯兰童子军运动海法支部。我曾告诉过你，
英国人不允许我们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以俱乐部或
社团为掩护进行聚会和训练。”
1947～1948 年哈拉德为武装斗争作贡献的故事，还有很有趣的一面。“这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英国部队结束了值勤任务或作为调遣计划的一部分而
换防时，有些英国士兵和军官就准备把他们的武器出卖给开价最高的购买
者。因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购买这些武器展开了竞争。为了利用这个机
会，我在英国军队的通讯处找到一个工作。我的特殊任务是查明各种部队何
时撤离。然后，我有责任从准备出卖武器的士兵和军官手里购买武器。很遗
憾，我于得并不顺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并负有同样使命的是一位非
常漂亮的犹太妇女。实际上她是一个英国犹太人。由于她有钱和漂亮，多数
情况下她占上风。”哈拉德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天我
们会重逢。”
1948 年4 月的一天，哈拉德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家人已经逃离了。
海法被犹太军队所占领。上个星期发生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哈拉德说：“你
知道，犹太人经常说，除非你是一个犹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纳粹大
屠杀后的感受。我相信那是事实。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说法也是事
实。除非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在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的
感受。由于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真的相信，一旦犹太军队进入我们的城
镇，我们将被杀尽。我母亲给我留言，她决定保住五个人的生命比失去六个
人好。”
哈拉德乘坐的英国军队工作人员的汽车被哈加纳的一个巡逻队拦截，停
在他家附近。“巡逻队的领导人蔡姆，出身于曾是我们家的朋友的一个犹太
人的家庭。在孩提时，我和蔡姆有过许多争吵。现在他要把我投入监狱，还
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