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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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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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常,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初露峥嵘四(2)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初露峥嵘四(3)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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