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挂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他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 ！”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尔，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定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
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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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开始就如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檄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英似乎相信，红军将会很快赢得重大胜利，而他们将在新的苏区同其他红军会合。他不让人们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陈丕显还记得到工农剧场看演出的往事。长征之前，剧场是李伯钊工作的地方，后来李伯钊同丈夫杨尚昆将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别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为谁打仗为谁死》，她自己还写了个剧本，叫《我们一定胜利》。陈丕显看到的节目同往常一样，是些民间舞蹈、话剧、独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声》。这个剧场是个露天礼堂，尽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挡不住群众带着雨伞、草帽，披着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红军撤走后，这里的一座座城镇落入了国民党手里。地主还乡团到处屠杀，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共组织—— “暗杀团”。地主们把农民撵出家门，说“看你这辈子还红不红”。
红都瑞金原来只受到国民党小型炸弹的轻微破坏，而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付之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胜数。瑞金全县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
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一位名叫钟启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岁老人。他嗜烟如命，非常健谈，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岁，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四个曾孙，共十九口人。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长征开始后，钟启松留在红色模范县兴国的长冈乡。兴国县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那些隐瞒不住与党有关系的人都逃进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们得到的指示说：决不要承认党员身分，只承认为共产党做了点杂事。如果承认了党员身分就要被杀头。国民党回来大赦的时候，他们去投了案。他们得到宗族的担保，每个人都承认为共产党做了一点事。宗族出人为每个人做保，一个保一个。如果离开了本县，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担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没受到处罚。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被仇人出卖而受到了惩处，有些是交了恶运。留下的九千名红军战士和党员中，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有些被公开处死，有些则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钟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从兴国逃到了山里，没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没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党。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来的红军损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陈毅和项英组织幸存的红军开展了游击战。他们两人加上老共产党员贺昌组成了一个三人指挥部。他们带着党政机关留下的人员，开到于都以南的仁凤等侯指示。同时把小股部队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时候，陈毅和项英已被敌人包围。他们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和两千名伤员。一天，陈丕显听到一个干部在向部队大声训话，说什么他们即将进行一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决死战斗”。陈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宣布，“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换句话说，要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争。
陈丕显看到了中央红军发来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等人事变更的情况。第二份电报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内外”开展游击战争。
当小股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后，陈毅便着手处理棘手的伤员问题。伤员们都不想留下，但又无法跟上游击队的活动。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乡开了一个会。他十分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陈毅还没讲完，这些农民和伤员都已流出了眼泪，陈毅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半天之内，伤员们都安置到了农民家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块银元，少许药品和五斤盐。在国民党封锁区盐是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