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锡：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道走。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超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伯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思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入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千里，俯览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比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接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 ”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样——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个军 ）——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