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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心之忧矣，不期禄矣”等句正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热闹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伟大又可悲的一生。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五
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此前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做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通过阴阳与五行之气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天有所变，人有所感，只要细心体会，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看来，若说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点冤枉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宇宙论模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他将天人感应、阴阳相克用于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导灾异之变。发展到后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与谶讳迷信相结合，成为两汉之际的一股思想浊流。这种与宗教巫术类似的畸变思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拙劣的骗术，它造成了中国史上极大的迷误。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这种发展的结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义。这与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阴阳平衡密切相关，他认为的动乱之源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因此，治乱之本就在于调整平均，缩小贫富差别。然而，他的这种平均只是经济的平均，与无关，他一再强调人们的地位应有所区别，贵贱应有不同的等级，服装应有区别的标志，朝廷应有不同的座位，民间应有尊卑老幼的顺序。如果形成规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会竞争，更不会闹出乱子。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将这种思想形成具体化的措施献给帝王，成为实施的制度。于是，劫贫济富、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影响至今。
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由原始的宗教儒学而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设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视野日渐缩小、道路越走越窄。当它在宋明时期变成理学之后，就完全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缚下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含恨而终，不知有多少妇女被那“存人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夺去了鲜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变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具有健康活力，诞生于中华本土、有着合理内核的儒学，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为虚伪的象征。它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片面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里是真，哪儿为假，让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灭绝人性的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