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一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子在《读通鉴论？唐高祖》中写道：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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