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二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新页码。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三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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