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 第55部分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不跟儿时的“扮皇帝”游戏差不多么？李善长一席话，唤醒了朱元璋心灵深处那改朝换代、称王称霸的潜意识。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责任与明确的志向。此后，他也就真的时时处处以平民出身的老乡刘邦作样板，刻意学习模仿。　

　　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四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障，再则碍于与小明王的君臣名分，朱元璋不顾部下劝阻，决定率兵亲援。安丰解围后，朱元璋摆驾设銮，将小明王迎到滁州居住。表面上极为尊崇，为他建造宫殿，供养充足，实际上则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宫中左右侍宦都换上朱元璋的亲信，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之下。　

　　此时，小明王的红巾军已不存在，将领已死亡殆尽，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心存疑忌。他曾是小明王的部将，只要小明王活着一天，他的头上就刻勒着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力量强大、羽翼已丰的朱元璋怎能继续甘居人下？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他也不能接受。　

　　经过一番谋划，朱元璋大张旗鼓地派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廖永忠领命依计而行，在瓜州渡江时，船行中流，秘密凿穿船底，小明王在劫难逃，溺死江中。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不觉吁了一口长气，仿佛去年了一块压在他头顶的沉沉磐石。只有这时，他也觉得自己熬到了头，再也没有谁可以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为所欲为，哪怕形式上的都没有了。那么，他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他要主宰别人的命运，要将长期压在心头的憋闷、痛苦、仇恨一股脑地倾泻出去。他没有立即行动，他还在等待，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此后，朱元璋对他曾隶属于红巾军这段十分忌讳，有关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及龙凤史料，都被他删毁得一干二净。就连《明太祖实录》一书，对他与小明王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也只字未提。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高大，他要在心头抹掉过去的所有屈辱，他想通过有关记载让后人知道，他朱元璋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件大事是在攻打张士诚时的诸暨争夺战中，谢再兴叛变投敌。　

　　谢再兴是淮西老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谢再兴部下有两个将领携带违禁物品到扬州贩卖被朱元璋获悉，他不仅将这两人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谢再兴厅上，谢再兴心里自然吃不消。接着，朱元璋没有征求谢再兴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将他的次女嫁给徐达，谢再兴心里更是不高兴，说嫁女“有同给配”。不久，朱元璋又派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贬为副将。谢再兴一忍再忍，终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率军投敌。　

　　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地守将的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