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时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由此可以得到索解。
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开创诛暴灭秦的大业；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决定秦亡的命运，奠定分割天下的基础；刘邦攻入关中，迫使秦政府投降，最终成就帝业。司马迁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发难反秦，由陈胜开始；暴厉灭秦，出于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成就帝业，则是刘邦。五年之间，天下政局的主导递次嬗变于三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天命之授受移转，未曾有过如此急切。《史记》将陈胜的一生入于王侯世家，将项羽和刘邦写入帝王本纪，无一不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又著“秦楚之际月表”，将从秦末之乱到汉王朝建立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为秦楚之际，强调的是楚国楚人在秦末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陈胜是南阳阳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人，他们在大泽乡起义。这些地方，战国末年都是楚国的领土；随同陈胜、吴广起兵的九百戍卒，也都是出身于楚国地区的贫民；陈胜所建立的政权号为张楚，取“张大楚国”的意义。项氏是楚国的名门贵族，封地在陈郡项县，后迁徙到泗水郡下相县；项梁、项羽起兵于会稽郡吴县，都是楚国的旧土。随同项氏的八千江东子弟兵，也无一不是楚人。项梁后来拥立怀王，复兴楚国王政；项羽统领楚军歼灭秦军主力，自封西楚霸王，宰割天下，时时处处都是楚人楚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人。战国末年，沛县是楚国的领土，沛县吏民随同他起兵于沛县，也是楚国人起于楚国旧土。刘邦起兵以后，被推举为沛公，是楚制的沛县长官。他始终在楚国的旗帜下奔走。攻入关中收降秦王时，他是怀王楚国的砀郡长。
然而，自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著《汉书》以来，陈胜和项羽被贬入臣民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被“异姓诸侯王表”取代，秦楚汉之间的这段历史，被视为秦汉之间的历史。在这种对于历史的修改当中，曾经主导天下政局的楚国之存在被抹杀，张楚王陈胜和西楚霸王项羽被淡化，刘邦曾经是楚国臣民、汉出于楚的历史也被掩盖。班固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刘邦没有封土王侯的依托，凭借一剑之任，五年成就帝国伟业，有史记载以来，未曾有过。论述同一段历史，在班固这里，只强调西汉建国和刘邦伟业。历史认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处理。
解读历史，有解读者的识见参入其中；编著历史，受编著者认识的左右。《史记》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写成。司马氏父子的时代，距离秦楚汉间不过百十来年，时代的遗留尚在，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史记》是私人著作，未受官方政府的指导限制，能够实实在在地撰写，成就古风信史。《汉书》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写成于东汉，距离秦楚汉间已经有三百来年，王朝循环交替的历史已经固定，正统观念的史观已经形成。《汉书》编成以后，成为官修正史的开端，后代王朝编撰前代王朝历史的义例体裁，天命在前后王朝之间移转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传统。正因为此，出于统一王朝有序交替的观念，西汉王朝被视为秦王朝天命的承接者，秦汉之间难以容纳承接天命的第三者出现，于是历史被按照既定的型样剪裁。在这种剪裁当中，不仅曾经主导天下的楚国楚人被抹杀；伴随这种抹杀，秦末之乱的本质是否定秦帝国的统一而回复战国，其历史特点是战国以来七国关系的重演，如此种种时代精神的真相也被涂抹后重新勾画。模糊扭曲的成见，误导国人二千年。
阅读历史，最微妙的是把握时代精神。入史学之门以来，我多年受成见误导，也随时流在秦汉之间迷惘，不知秦汉之间有楚，更何遑想到过连接汉—楚—秦一直到战国时代。1982年，我在北大选修田馀庆先生的秦汉史，听先生讲课，眼前豁然一亮，识见洞然开启。1989年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讨论》一文正式发表，我长年置于手边，反复拜读至于今天。史家治史论史之难，莫过于时代精神论，或流于空泛，教条无物，或陷于浅显，牙慧学舌，多视为畏途，敬而远之。先生独辟蹊径，着眼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遗留，从出土历书上的张楚年号入手，究明西汉初年陈胜张楚法统的存在，进而勾沉考证，再现秦汉间被抹杀的楚国楚人，又索隐推断，连接战国，指出秦楚汉间的历史特点，是战国末年以秦楚关系为主的列国关系的重演和发展；这种重演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楚承秦重新走向统一，“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何等深刻的史论，卓识远见，拨开两千年史识之迷误，引导我解读秦楚汉间的历史真相。
总而言之，在战国以来的秦楚角力中，最后的胜利者是楚人，而成就楚人最后胜利的三位功劳者是陈胜、项羽和刘邦，这就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真正意义。我由此承继生发，着眼于秦楚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有后战国时代论。秦末历史回到战国，从秦楚之间一直到西汉初年，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类似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直到汉武帝即位，第二次统一完成，历史才又进入新的统一帝国时代。不过，这又已经是后话了。
眼下的历史，正进入六国复活、七雄纷争的门坎，后战国时代到来。
项羽的崛起
失衡的帝国防务
统一六国以后，中原息兵，南北对百越和匈奴开战，秦帝国的军事重心由中原向南北两边境转移。整个秦帝国的军事布防，成一外重内轻的格局。
秦从统一天下（前221）到始皇帝去世（前210），十二年间国内承平无战事，销毁民间兵器，撤除六国关防城郭，统一文字货币，整齐度量衡，整备交通道路，推行郡县户籍法制，举国上下，专心致力于统一帝国的内部建设。始皇帝五次出巡，祭祀各地山川神灵，安抚黔首庶民，刻石纪功，彰显息兵统一的伟业。峄山石刻宣称“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东观石刻明言“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琅玡刻石公布“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无不是由始皇帝亲临各地，宣告息兵和平，子孙万代，永享太平。在这种和平安定的环境当中，内郡各地，削减兵力，松弛武备，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秦统一六国以后，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秦帝国的军事力量，由内郡向南北边境集结，开始准备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
蒙恬一家，三代秦军名将。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驰骋统一战场上的名将。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蒙恬助王贲、李信攻灭齐国，再建军功。灭齐归来，始皇帝任命他为内史，统领重兵屯驻上郡，负责关中地区和首都咸阳的防务。上郡的治所肤施，故址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蒙恬领重兵屯驻陕北保卫首都，标志着秦帝国军事力量的布置，已经由东方转向北方，其攻防的对象，不再是六国，而是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蒙恬屯驻上郡，首先是安定首都的北面，防止匈奴骑兵南下；同时，他奉命建造城塞，加强边防，修筑道路，囤积军粮，为与匈奴开战做事前的准备。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帝下令进攻匈奴。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出击，占领了河套地区。次年，蒙恬军渡过黄河，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以南的地区），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迫使匈奴撤退到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失去了南进的基地。蒙恬军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大军继续屯驻，在河南地区设置九原郡，移民作永久性的占领，沿边大规模修筑城塞亭障，建立起设防的边境；又修筑从九原通达咸阳的军用高速公路——直道，将首都和北疆直接连接起来。匈奴虽然一时被迫退出河套地区，势力依然强大，其所控制的地区，西起阿尔泰山，东至辽河流域，秦帝国的整个北部和西部边境，几乎被匈奴包围。接受始皇帝的命令，蒙恬进而将旧秦国、赵国、燕国的北部长城全部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建立起统一的北部边防。负责帝国北部边防的三十万屯驻军，称北部军，总部设在上郡，由蒙恬指挥。
秦攻灭楚国以后，对于过去臣服于楚国、由当地氏族首领和部落君长们自治的广大百越地区，开始实行军事攻击。在军事占领后，比照郡县实行直接统治。当时的所谓百越，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直到东南亚的古越族。分布于今浙江绍兴一带者，称为于越；分布于今温州一带者，称为东越；分布于今福建福州一带者，称为闽越；分布于今广东及其以南者，称为南越；分布于今广西及其以南者，称为骆越（又称西瓯）。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将王翦挟灭楚之余威，渡江攻灭于越，设置会稽郡，开秦用兵百越之端绪，军威逼近东越和闽越。同时，王翦军别部由湖南、江西方向灭楚南下，军锋已经抵达楚越交界的岭南地区，与南越和骆越有所冲突。
秦帝国第一次全面攻击越人的军事行动，大约开始于秦始皇三十年。当时，秦始皇任命屠睢为大将，统领数十万大军南进。屠睢军从三个方向，兵分五路，西南方向两路进军，分别走今越城岭（今广西资源和兴安县间）和今萌渚岭（今湖南江华），攻击骆越；中南方向兵分两路，分别走今骑田岭（今湖南宜章和郴州间）和今大庾岭（今江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