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渲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漠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12月12日他就要离开西安。11日夜，张、杨2人决心在天亮前发动兵谏。侍卫营长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漳华清池蒋的住所，蒋的卫队曾进行抵抗，迅即被消灭。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曾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通报情况，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