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
“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3．汪逆叛国内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汪精卫就公开宣扬：“战必大败”，积极主张对日投降。他是个权欲狂，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然而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屡处下风，忖度在独揽一切的蒋介石手下，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想通过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