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举义时，这些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个个冒死冲锋，争先恐后，为革命军扫出了一条血路。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们。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死士”奋勇争先，蒋介石的战功是无从谈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职时，曾意图挽留这些敢死队员们留在自己身边。可惜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久居上海，纷纷返回奉化家乡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随侍蒋介石左右，如后来官至蒋家嫡系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的陈孔如就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从一个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升为统兵千余的团长，可说是一步登天了。但是，蒋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领兵率队、一呼百应的体验，使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从此，24岁的蒋介石的心中，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开始萌芽了。
5．革命党杀了革命党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文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同盟会员们与光复会的嫌隙由来已久。
1907年7月，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失败，秋瑾又在绍兴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缉。在此情况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捐款，资助江浙等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孙中山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抵毁孙中山先生。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为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嫌隙，虽然只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却因此引起了陈其美等同盟会员们的忌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其美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控、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革命报刊，活动颇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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