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会谈，商定由汪精卫出面“交涉和平”，“收拾时局”。
1938年 11月中旬，高宗武与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潜赴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腾芳男，在江湾重光堂密商对日和谈的条件与推进办法。经8天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协议记录》。
26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高宗武则留在香港，居间联络。
当时，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开了六七次会。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国民党内，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共产党所乘。再则，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我等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则为安危担心：“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本人压众：“汪先生离渝，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本内阁确定。如不烙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附和道：“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咂咂嘴：“与日本人的交道，是不大好打的，当年日本副领事藏本明明自己走失，其大使却向我这个外交部长要人，一日数次咆哮汹汹，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
一心想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如果不是一心想当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野心，以及陈璧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极力怂恿，他或许可能迷途知返了，最终决定不去跳火坑。
决定叛逃之后。汪精卫慌忙作出逃准备，他召集群奸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即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会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龙云当时是云南省主席。“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又是陈璧君满脸得意之色，介绍了拉拢龙云的经过。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将云南地方部队调往前线，以抗战为名达削弱龙云势力之目的，龙云深为不满且与之矛盾日益加深。汪精卫利用矛盾，对龙云极力利诱拉拢。不久前，陈璧君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两度赴昆明视察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个旧锡矿及提供军需费用。她又有意无意流露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在中央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当时陈、龙二人一唱一和，愤满之情达于极点。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中央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
对于如何走法．群奸议决：以分散出走为宜。具体安排是：梅思平日内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于5日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系四川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于19日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18日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中央党部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君子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他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他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10日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中人物，自然守口如瓶。
9日那天早饭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汪精卫拿起一听，传来了蒋介石的文胆、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声音：“蒋委员长已从前线回了重庆……”
“啊？！”如遭五雷击顶，汪精卫脸色倏变，然而他立即镇静下来，“啊呀，外边汽车发动，听不清楚，你讲大点声。”
“委员长回来了，要汪先生下午2点参加会议。”陈布雷提高了嗓音说。
“知道了，我准时出席。”汪精卫放下听筒，用手背抹着额头的津津冷汗。随之将蒋介石回渝的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一听也慌了手脚，武汉失守以后，老蒋一直在前线视察，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事来的。
曾仲鸣与陈璧君所见一样：“完全有可能，汪先生是副总裁，蒋介石回重庆，照理应先通知汪先生，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下午开会决不能去，以免自投罗网”。陈璧君越想越怕。
“事情不一定那么严重。”汪精卫紧张的心渐趋平静，用手指敲着太阳穴分析说，“中央已作规定，中枢领袖乘飞机一不拍发电报，二不告诉航空公司，意在保密，故蒋介石回重庆似为突然，实属正常。再则，与谋和之事，只我们几个知道，均极端可靠，不会走漏风声。其三，若是天机泄露，必在泞不及防中被逮捕；岂容你我安然在此？”汪精卫分析的条条是道。
“话虽这么说，然防患之心不可无，去开会时把手枪带上。”陈壁导仍是放心不下。
汪精卫点点头：“小心一点是应该的。”他眼露凶光，“若有突变，叫蒋介石同去地狱！”
夜深沉时，汪精卫终于回到了家里，陈璧君如释重负，遂问丈夫明天能不能走。
汪精卫缓缓摇了摇头：“会上，蒋介石再三强调，抗战为即定国策，务必烙守，不容言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来的，似乎对我有所怀疑。再则，近几天都有重要活动，蒋介石均要我参加，故不能轻举妄动，且过两天再说吧。”他草写了两行字，递与曾仲鸣：“这是给佛海的电报，你快去拍发。”
紧接着，汪精卫又退掉了预定的飞机。蒋介石突然回渝，打乱了他的叛逃计划，一时无法脱身，他还担心行动有否暴露，因而惶惶然不可终日。
12月8日清晨，昆明金城银行二楼。
陈春圃人未到而声生到：“周先生，有电报来了。”
周佛海急忙下床开门，将密电码交与陈春圃；“快快译出来。”
不一会儿，陈春圃已将电文译出：
“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他左看右看，一时不解其意。这时，周佛海洗好脸拿过来一看，失声惊叫：“出了麻烦了。”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呆若木鸡。
原来电文是隐语。“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指的是日方，“出阁佳期”是谓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的日期，总的意思是：汪精卫因故不能依原定时间离开重庆，要周佛海速告诉日方，不必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
周佛海苦苦思索：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究竟出何原因？是气候恶劣不宜起飞？是身体欠佳？莫非出了纸漏？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不寒而栗！
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也使日本政府陷于被动，近卫首相以身患感冒为托词，取消了原定12日的广播演说，声称延至14日。两日之后，仍未得到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消息，便以重感冒未愈为由，暂时取消了演说。
蒋介石回重庆后，又是会议，又是视察，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汪精卫都必须陪同。
时来运转，机会终于来了。
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问他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党的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遂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他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车至机场外停住，陈璧君拉开窗帘一角，观察四周动静，见无异样，招呼众人下车，闲话着向候机室走去。
她的前脚刚跨进候机室，似触了电般一怔，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脸露惊煌之色
斜对面靠墙长条椅上，坐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旁边站着四五个警卫，个个腰插快慢机，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其中一个，似已看到了陈璧君。
是否蒋介石今周至柔来监督我们？陈璧君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继而一想：何必疑神疑鬼呢？他若发现我们来而复去，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败只在今朝。于是满面春风走了进去，抢先招呼道：“哦，周司令也在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