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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
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
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侦破此案，务须缉拿真凶，为他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于天下。在全国进步舆论同声谴责袁世凯的暴行的情势下，袁大总统终于按捺不住，撕下了拥护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专制独裁的步伐，调动军队南下包围国民党人当权的湘、赣、皖、苏四省，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国民党了。
正式成立还不足一年的中国国民党一下子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知宋教仁被害之后，立即赶回了上海，按孙中山的主张，他要立刻组织军队，兴师讨伐袁世凯。可是，陈其美等一些国民党要员认为当时的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力主“法律解决”，并坚持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代，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轻言动用武力。双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以致延误了讨伐袁世凯的最好时机。直到当年7月，袁世凯得寸进尺，先下令撤免赣、皖、粤三省都督，继而又公开指斥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捣乱”，要“举兵征伐”，派北洋军进驻江西，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大军。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紧随李烈钧之后，苏、皖两省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宣布独立。陈其美也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并通电讨袁，建立了上海讨袁总司令部，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