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由别人转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与冯、阎、李等人矛盾激化，在中原大战中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舍生策反对唐生智的部队。由此晋升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又都是黄埔老大哥中的出色人材，但籍贯都不是浙江人。如果把他们和戴笠的籍贯一比较就清楚了：
邓文仪：湖南人，黄埔一期。
桂永清：江西人，黄埔一期。
郑介民：海南人，黄埔二期。
康泽：四川人，黄埔三期。
戴笠：浙江人，黄埔六期（未毕业）。
由上列表可以看出，戴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其他人抗衡，只有浙江籍这一项占了最大的便宜。很多黄埔系学生认为蒋介石此举出乎意料，其实蒋介石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倒是一个好处。正因为资历浅，难以形成势力，对蒋介石不会构成威胁。也正因为资历浅，除了效忠蒋介石外，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对特务的使用，权力可以很大，但地位、职务。官衔不能太高，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客为主，可能随时予以抑制。所以，与其他人相比，只有戴笠是最适合的人选。蒋介石的这些想法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戴笠后来确实对蒋介石死心蹋地、感恩戴德。忠贞不二。但蒋介石直到戴笠死去，也仍然只给他少将官阶的军统局副局长一职（中统徐恩曾临撤职前也只是个副局长）。尽管戴笠、徐恩曾的权力大得吓人，但地位、官职始终不高。
另外，蒋介石极重视特务工作，他一直强调：“担任这项工作领导职务的人，对特工活动要有非凡的悟性，对领袖的心理要善于揣摸和体会，执行任务要坚决、不讲价、服从指挥、没有杂念，而且还要发挥主动性。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忠诚、驯服，易于驾驭，更要对异己残酷打击，不能手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三教九流都熟悉，这些品质，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也认为戴笠体现的最明显。
蒋介石的这一选择，使得戴笠开始崭露头角，使军统超过了中统，成为一个异常庞大的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特工王国。戴笠也大展身手，充分发挥他的潜质和特工才干。其实，就是瞧不起戴笠、想与他竞争的人如邓文仪，也不得不佩服戴笠。他曾感叹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字）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邓文仪做特务调查科长时，戴笠还真是一个“小瘪三”，以邓的资格发这样的感慨，可见蒋介石并没有选错人。
4．境外追杀汪精卫
抗战初汪精卫叛国附逆后，蒋介石在制裁暗杀汪精卫的密令中指示的很具体：
一、立即对怀疑与汪精卫出逃的人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人，由军统审查控制。
二、对怀疑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监视。
三、立即制订制裁计划，迅速布置，必须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至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四、做好准备之后，等候蒋介石本人下达具体行动时间。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
前两项好办，分别派军统所属各站、组对彭学沛、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
后面制裁的汪精卫的计划就不太好办。戴笠深感棘手，尽管他和军统对于暗杀轻车熟路，在布置、策划、行动各方面有积累已久的丰富经验。但这次不同，出国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仍没有把握。
而且更令戴笠棘手的是，汪精卫虽然逃到河内，并发表响应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招降声明的“艳电”，尽管汪精卫一直组织“低调俱乐部”，热衷和平运动，但人们大多不相信位居中国第二把交椅的国民党副总裁，会舍此甘当汉奸。所以蒋介石虽然命令戴笠予以制裁，但尚需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可实行。蒋介石还同时抱最后一线希望，在未公开开除汪精卫党籍和职务之前，只说汪精卫去河内治病，并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汪精卫的挚友陈布雷等亲往河内劝其归国。所以汪精卫尚未公开宣布投敌，戴笠也不能公然从事，万分谨慎，分寸不好掌握，万一又重蹈暗杀唐绍仪的覆辙，导致重大后果，戴笠是无法交待的。
但戴笠又不能不做准备，他只能全力以赴，不计困难。
在蒋介石劝说汪精卫无效，下定制裁决心后，戴笠更只能拼死一击。
原先蒋介石下达任务和命令时，曾考虑由郑介民亲自去河内指挥这次行动。但戴笠却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这次行动是蒋介石交办军统局的历来不曾有过的重大行动，郑介民虽为军统局副手，但多年来奉蒋介石之命主政军令部二厅，分管军统负责的谍参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对军统局本身业务不太过问和负责，如由郑介民赴河内负责，还要先熟悉军统暗杀行动情况，恐怕对这次重大行动不利。另外，戴笠还有一个不便对蒋介石说明的原因，即郑介民在军统局内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是有了名的，郑介民也很惜命，遇事往往不敢向前。戴笠怕郑介民在河内胆小惜命，误了大事。所以，戴笠主动自荐于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同意自己亲自出境，担任这次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总指挥。
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了戴笠的请求。
整体计划确定之后，戴笠开始考虑具体布置。
首先，他先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行动组。自己担任总指挥，并与郑介民制定了具体方案。和以往暗杀行动不同，在行动组人选上，戴笠慎之又慎。首先挑选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
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除行动组负责人确定以外，组员也全部经过严格挑选。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各有专长的老行动员张逢义、余鉴声、陈步云、陈邦国。另外，为了确保成功系数，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毕业于杭州特训班，一直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并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好枪法。唐英杰自幼习武，在军统局内是有名的武功高手，据说还能飞檐走壁，极受戴笠垂青，每每尊之为“江湖异人”。从这些行动队员的组成，也可看出戴笠不惜死战的决心。这些行动队员，戴笠都予以亲自接见，暗示蒋介石下达任务的重要性。
人员选定后，分批分期从各个途径潜往河内集中。
随后，戴笠又反复考虑行动指挥设于何地的问题。
预定的指挥中心地点有三：昆明、香港、河内。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携带秘书毛万里及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行动组已先期分批潜入河内。
戴笠原本在香港购有一幢洋房，但为保密和隐蔽行踪，戴笠又分别在香港、九龙租下公寓，分别轮流居住，以防不测。这是戴笠的谨慎致微之处。
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同时在香港高街6号设联络站，由毛万里充任联络之职，同时设电台两座，昼夜不停轮流值班，一刻不间断与重庆、河内联系。
全部布置安排妥当以后，戴笠为了更加稳妥，又亲自决定去河内，具体布置行动计划。
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