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
（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