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
“……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陈不胜欢欣。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
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
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