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省“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
“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
3．“蒋后主”主台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4月15 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
“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