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