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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
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
“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6．国事·家事·天下事
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
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场、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