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蒋介石对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图报、旧情不断；有些是利用一时、打击一世。这多半取决于蒋介石“谋政”的需要。当然，有些盟兄义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中帮过他的大忙，而日后又绝无妨碍他“谋政”的企图，对这一类兄弟伙，蒋介石还是懂得。知恩图报h的。他毕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的影响，毕竟还要顾及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声名”。如对待陈其美，蒋介石始终不忘当年的举荐拢攫之恩。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收买歹徒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竟无一人敢去收领其遗体，惟有蒋介石这个“义弟”听到噩耗后，当即痛哭失声，赶赴现场，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殓，并亲撰悼文以志纪念。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时博得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赞扬。
对待陈其美是如此，对待当初为他与陈其美结识而搭桥的周淡游，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这个周淡游年长蒋介石5岁，是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期的盟兄。蒋介石初到日本时，是周淡游介绍他与陈其美结识的。此后，周淡游也成为革命党的骨干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淡游于1919年5月病逝。蒋介石对这位当年的“革命搭桥人”感恩不忘，特为其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塔和墓园淡游山庄。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的盟兄弟足有几十人之多，圃于篇幅，不能…一详述，今只列数其中几人，从中或可看出蒋介石的“情”与“义”。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望族。许崇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先任统带（相当于团长），后升任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辛亥革命中，福建新军起义，许崇智亲率所部与清军作战，战功卓著，备受各界赞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被举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许崇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许只比蒋大了5天，于是许居二，蒋居三，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许崇智在这个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此时的许崇智虽身负重任，却一味沉溺酒色，松弛军纪，在广州截留税收，包庇烟赌，影响极坏。许崇智转战闽粤期间，因经常风餐露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再加上长期酒色宴乐，身体逐渐不支，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介石此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所部粤军参谋长。许崇智明知粤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索有龈塘，却仍将军务交蒋介石执掌，以致部下对此颇感不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正在东征前线的许崇智闻讯悲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