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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自二届二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这是蒋介石为挫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进攻、拉拢政治力量而施出又一奇招。蒋介石还慷慨激昂的说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或不至于如此压迫。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仟悔，愿牺牲一切，贡献党国、赎我之罪恶。”
在此之前，阎锡山已于8月5日自大连返回大同。他曾多次恳请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9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已先做出了“恢复阎的自由”的决定，并派专人到山西去告知阎锡山。冯玉祥也早在10月1日即发出冯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三项主张。此次与冯、阎一起恢复党籍的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徐谦、彭泽民等共计481人。
10月对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抵沪，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孙科寓所与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会面，几个人谈笑风生，握手言欢。蒋还特别表示请汪、胡主持召开和平会议。当即，蒋汪胡三人会商。同日，粤方代表开列了自己的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办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助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
这些条件，显然是要夺蒋介石的权，蒋介石为权宜之计，只好敷衍应付，圈定了上海议和的议事范围。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正式通过了中央体制改革案：
“（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的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两年，得连任一次。
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职。
（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
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
（四）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
（五）立法、司法、监察，政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
（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
（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税归行政院设部管理。
（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
（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
（十）行政院多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在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题下，决定：“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这个“改革案”的最可笑之处，就是公然表示要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届大会，并商定四届中央由160人组成，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一、二、三届中央委员除共产党人之外，全部参加。然后统一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一个大会分成两地召开，实是创下了中外政党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之烈。
而且，就是这样的决议，也是在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御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