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面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横、皇权旁落、官吏腐败的局面，杜佑以为收拾的办法，还在于“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自序》）。因此在《通典》二百卷中，继续历代吉、嘉、宾、军、凶五礼的部分，即达一百卷之多。
历代史家对《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纲领宏大，包罗丰富，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是研究唐以前掌故的渊海。这些评价除有其历史理由外，只着眼于编纂形式，是片面的。但《通典》系统地记录了历代典章制度，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历史著作的编选开辟了一个新途径；特别是作者一反过去史学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把经济史的叙述放到历代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强调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才谈得上“行教化”，促使国家“致治”（《自序》），这就显示出某些封建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在深化，并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究竟由于这种体例只是首创，即使从编纂形式上看，也难免有不少缺点。元马端临就曾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文献通考·自序》）。由于作者从维护封建礼教观点出发，对“礼”的沿革和种种解说，记述尤其繁冗。其中虽详细搜录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别有重要价值，但通观全书，总不免详略失当。《通典》作为后代史家所批评的，在于《兵》的部分；单记兵法，甚至火鸟、火兽等亦一一备载，对于研究科学技术史或为有用史料，而对于研究军事史和社会史都甚重要的兵制沿革，反无记录。但对于历代的“兵”，加以专门研究，则从《通典》开始。
《通典》历代刻本甚多，现在通行的是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据清乾隆间重刻本影印的《十通》本，附有四角号码检字和分类的索引，颇便学者。
《田制》，节选自《通典》卷一、二《食货门》。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本篇就是均田制兴亡存废的全过程的系统记录。除了备载历代关于均田的法令而外，作者还注意搜录法令实施情况的材料。这就使我们看到，均田制的出现，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即无主荒地多，流亡农民也多；一旦这个条件消失，均田令便成为具文。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三农九谷 东作 公廨田
3、翻译
思考题：
1、分析《通典》对古代典章制度的叙述、研究的优点。
2、从《通典·田制》看均田制的演变
参考书：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版。
（2）《通志》
重点：
《通志·二十略》的内容和史学价值。
难点：
《通志》的编纂思想。
解题：
《通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本记”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所叙时间断限，各部分稍有参差，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
《通志》的体例，除纪、传和以前纪传体史书相同外，“谱”即各史的“表”，“略”即各史的“志”；“世家”一体仿自《史记》，“载记”一体仿自《晋书》。文字大多袭用旧史，稍加节略。书中用功最深而郑樵引以自负的是“二十略”。他在《自序》里说，“二十略”包罗了“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并说：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还本于前人论著，为“汉、唐诸儒所得而闻”；至于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十五略，则系首创，为“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不过就以十五略而论，也多采取前人成书，并不尽是创作。因为叙述前代史实，典章制度，必有所本，自不能不以前人著述为依据。
然而，就书论书，《通志》未免令人失望。它虽然卷帙浩繁，却除“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所创新。由于《通志》反映的历史内容，空间广阔，时间长远，因此过去为刘知几所批评的的纪传体通史“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的缺点，也就显得越发突出。加以急欲呈请皇帝批准传布，仓促写定，而在史料上没下功夫考核发掘，遂使它的价值远低于郑樵自己的估计。
现在通行的《通志》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十通》本，附有索引。
《通志·总序》，在中国史学史上向来引人注意。作者关于通史和断代史孰优孰劣的评论，同前面所选《史通·六家》等篇的意见，形成尖锐对立。同时，序中关于氏族等十五略的提要，使人对作者自命具有新意的诸篇要点，产生相当深刻的印象。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江左四声 方册 款识
4、 翻译
《通志·总序》译文
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经不浅。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旧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十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骃，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