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一辆汽车上班。由霍恩制造一次车祸将他干掉。但是，当凶手在偷窥褐色大厦时，突然产生了顾虑。他没有去拧松奥佩尔牌汽车车轮的螺丝，而是向社·穆林自首，并供认了一切。再说，伯爵根本就不是具有相公癖的人，他突然一闪念：霍恩是不是愿意帮助揭露策划暗杀阴谋的所有幕后人物？霍恩表示愿意。
他给幕后策划者设下了一个圈套。霍恩找到了布赫在慕尼黑佐尔恩的私人寓所，给少校拨了电话。“我是霍恩”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我迫切需要跟您谈话。”
布赫：“您今天4 点15 分到霍尔茨基希纳车站来。”
霍恩：“我可不认识您。”
布赫：“我穿褐色裤子、褐色衬衫、褐色上衣、灰色大衣，戴灰色帽子，大衣敞开着。”
当然，他们在霍尔茨基希纳车站碰头时，布赫的表现比霍思想象的还要狡猾。他显然看穿了霍恩的把戏，因为少校告诉他，事情已经清楚，有关杜·穆林的情报不完全正确，希望霍恩立即替他拍一份电报给丹蔡森：“同海伦妮解除婚约。”第二天，三颗左轮手枪的暗杀子弹才使霍恩明白，布赫实际上并未放弃他的计划。枪击的时间是夜11 点，当时他正要走进埃米尔·丹蔡森在慕尼黑—莱姆的住宅。猜测谁是夜间行凶的主使者并不难。罗姆的副官施普雷蒂伯爵完全知道这个人：布赫头一天进行了侦察，看到霍恩从褐色大厦的参谋长办公室走出来。此后，冲锋队领袖将霍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但是，希姆莱擂手干预了。褐色大厦的保安处处长试图保护罗姆，使他免遭布赫的游击队的伤害。1932 年3 月24 日，希姆莱——如霍恩所记——“逮捕了布赫少校，进行讯问，从而使事情收场了结”。可是罗姆并不相信希姆莱的这套安抚术。他和贝尔逃往柏林，去跟政敌商量对策。4 月1 日，罗姆和他过去的战友迈尔会晤，向他索取控告冲锋队改组者保罗·舒尔茨的材料。罗姆错误地判断舒尔茨系谋杀的幕后策划人。八天后，贝尔跑到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部，又一次讲述了谋杀经过的始末。《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记下了贝尔的故事：“他们的旅行是出逃，因为他们。。将会被他们的自己人杀害。贝尔，他是接受委托将计划告诉我们的，如果计划真的实现的话，好让全世界知道这些罪人。”
希姆莱的影子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罗姆逃到柏林的住所里出现的。党卫队头子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已无法使其具体地见诸于文字。但是希姆莱显然懂得如何劝说冲锋队参谋长返回慕尼黑。当然，保安处处长希姆莱也不可能阻止党内的丑行公之于众。冲锋队的两位伯爵杜·穆林和施普雷蒂神经错乱，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 年10 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布赫和霍恩的卫队免予处分。
对于冲锋队势力的壮大，戈林比希特勒和布赫更为忧虑。冲锋队控制着城市和乡村，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他们似乎认为，争名逐利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广泛地发展队员。新队员中有许多是老社会主义分子，甚至还有共产党人。这些人之所以加入冲锋队，是想借此向人们表明他们已和过去决裂，也是想在将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惯于寻衅的罗姆公开说：“我认为，在共产党人中，尤其在‘老红色战士，中，有许多优秀战士。”
在谈到冲锋队的某些队伍时，戈林不无道理地指出：“他们称得上是牛排式的冲锋队：外褐内红。”在普鲁士，罗姆的冲锋队到处“扫荡”，根本不把戈林的警察放在眼里。一队队褐衫队员在城市和村镇的街道巡逻，肆意行凶，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只能袖手旁观，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干涉。他们时常闯入民宅抢劫，发泄个人私怨。这些冲锋队员曾为纳粹得势立下汗马功劳，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吗？
不久，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式的行动了。他们开始干起绑架、凶杀之类的勾当来。他们常常把人劫持到地窖或树林里杀死。对其部下的这种暴虐行为。罗姆很是赞赏，他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激敬佩之情：“褐衫营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校。。冲锋队为它的最高领袖希特勒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
因希特勒和戈林的反对，罗姆不得不在1933 年7 月31 日提醒他的冲锋队员要守某些法纪。但他是怎样说的呢：
“我竭力在各方面维护和保证冲锋队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部队的权益。。我同样以我的责任保护冲锋队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越轨行动。在此情况下，假如某一个敌对组织杀害一个冲锋队员，作为受害者的上级领导就有权处死该组织的12 名成员以作抵偿。
这样做是得到元首许可的。它应在极短的时间内按军法执行。
然而我获悉一些确属罕见的情况，冲锋队的某些成员——我不愿称他为冲锋队队员，因为他们不配这一称号——犯下了前所未闻的暴行。其中有些纯属报私仇、非法劫持、抢劫、盗窃和掠夺。”
罗姆对这些“败坏冲锋队声誉的人”十分恼怒。他扬言“如果那些负有责任的冲锋队领袖对此麻木不仁或不进行无情的干预，他们将被立即处死。”
尽管鲁道夫·狄尔斯一再撺掇，戈林对与冲锋队为敌还是犹豫不决。
狄尔斯收到许多报告。这些报告证实了冲锋队对其敌人采取的暴力行动的严重性。一夭，他意外地闯进了冲锋队监禁犯人的几个地下室，他出来时心里就一清二楚了。受害者饥肠辘辘，脸面浮肿，四肢被打断，遍体鳞伤，而且已经受到感染。狄尔斯设法避开监狱看守，成功地用警车救出了几个人。他对戈林说道：“那些囚犯两眼无神、呆头呆脑，如同一些可笑的玩偶。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警车凳子上。看到这些地狱的逃犯，警察们十分惊愕，一个个哑然失色。”
谈到在冲锋队的另一座监狱—乌珀塔尔要塞—目睹的情景时，狄尔斯说：“那些站在我面前的囚犯满脸伤痕，伤斑五颜六色，有黄的、有青的、有紫的，没有一点人样。我仿佛遇到了幽灵，顿觉毛骨悚然。”
在这次察访时，柏林冲锋队的一个领导人恩斯特和他的随从身着簇新的制服，胸前和衣领上挂满闪闪发光的新旧勋章，又说又笑地走进这间阴森可怖的牢房，一看见狄尔斯，恩斯特便咆哮起来：“你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狄尔斯险些锒铛入狱。但恩斯特知道，狄尔斯是戈林的得力助手，因而不敢随意处置他。狄尔斯被放出后，便到戈林那里去告状。这位名义上的盖世太保首脑终于同意“扫荡”冲锋队的监狱。狄尔斯劲头十足，立即组织筹划这次行动，经过一番周折，关闭了冲锋队在松南堡、巴宁、柯尼斯武斯特豪森、乌柏塔尔、克马等地私设的监狱，使不少囚犯获释。
从此，罗姆与戈林和狄尔斯之间便结下不解之仇。然而，在嗜好同性恋的冒险家和普鲁士暴君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的同时，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发现，在他面前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对手。这个新对手虽不如罗姆势力大，但却同样危险，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即将进行的出击，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在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党卫队对秘密警察头子抢走了被它抓到的一个俘虏耿耿于怀，这个俘虏曾经是它手中掌握的一发重磅炮弹：1931 年的冲锋队叛逆者瓦尔特·施滕内斯上尉。看来他已经注定必死无疑；但经过狄尔斯向戈林陈述利害，引起戈林对这个前冲锋队领袖的关注。戈林要求对方支出施滕内斯——于是上尉被关进了秘密警察的监狱。戈林在纳粹上台前的一次失败，是和施滕内斯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位前冲锋队司令在1931 年并非没有兴趣再度出任冲锋队领导，同施滕内斯串通一气，密谋反对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他至少曾向柏林冲锋队保证过，在慕尼黑代表它的利益。
当时，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斗争的矛头也已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 年10 月10 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油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滕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 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滕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滕内斯下手。1938 年秋，在施滕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滕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