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这企图失败以后，才决定发出这个呼吁的。
呼吁的反应震动极大，最初几个星期，新成立的祖国阵线吸引了大批拥护音纷纷加入，以致捷克斯洛克政府犹疑不决之后，迫不得以就认可新组织存在。不久后它下令逮捕一批领袖。这种镇压手段只是提高了运动的威望，这样参加的新成员源源不断。原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弗朗克乘机利用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某些领导人被监禁而巩固他及其党羽的地位。
在1935年5月26日的新议会选举中，苏台德区祖国阵线在苏台德区德意志工人党的名义下参加竟选活动。在初次尝试中，这个党就获得苏台德区日耳曼入全部选票的2/3，而成为议会中最占优势的一个党。紧接着一个步骤是苏台德区德意志工人党提出一个苏台德区日耳曼人自治的提案，占大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否决了这个提案。
那时候，汉莱因对德国国社工人党的态度，是极其保守的，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领袖们的确在30 年代初期没有设想把自己的国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甚至在最机密的会议上，他们对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讨论过，而绝大多数苏台德区日耳曼人也没有归向“帝国大家庭”的愿望。
这以唐，盖世太保“不懈努力”，到次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现在局势已极其复杂，而且在3月9日和13日之间，情势比前更加复杂了。现在有两个斯洛伐克政府，每个政府都自称是合法的政权。虽然绝大多数斯洛伐克主张独立的人都拥护提索，但他们并没有想尽方法支持他，而这种消极态度，对希特勒的计划是一大障碍。根据海德里希的提议，希特勒命令把几个党卫军突击战士非法地送往斯洛代克，并且用一系列恐怖暴动在迟疑不决的斯洛伐克人中间煽风点火，布拉格政府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不久就坚持不下来了，这使得局势进一步混乱。希特勒没有再继续发出指示。
德国人决定利用提索作为同伙。3月9日，提索引退到他的教区，他感觉到在那里较安全，不致被逮捕。3月12日至13日夜，施伦堡作为德国特工局两个人员之一，访问了提索，建议他应该与普雷斯堡的其他斯洛伐克领袖建立联系，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政府，并宣布在德国的保护下保持斯洛伐克独立自主，提索接受了这个提议。3月13日清晨，他与其他斯洛伐克领袖达成了协议，并且说准备宣布斯洛伐克独立。
一个古怪的事件接踵而至。3月8日已宣布禁止在斯洛伐克公开集会。布拉格警察当局决定驱散13日那次群众大会。因此，服服贴贴、心平气和的斯洛伐克人民就各奔东西了，直到最后一瞬间，斯洛伐克独立的庄严宣言无声无息，并没有发生流血的悲剧。德国党卫军突击队员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要求他们采取行动。
根据提索的要求和哈查总统及其外交部长的批准，斯洛伐克会议在3月14 日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这次会上，斯洛克政体宣告独立了，提索被选为总统兼总理。
德国所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政体，是为了向布拉格进军找一个借口。一直到3 月14 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人员才被希特勒接见，15 日，他们缔结了一个条约，捷克人民也被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德国军队顺利无阻地完成了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在几个月之内捷克斯伐克共和国
已不复存在了。
第四节进攻：最有效的制胜手段
没有一个军人比贝克将军敢于疏远国社党了。贝克是在德国皇军参谋部成长起来的正统军官，他活着就是为了复辟霍亨索伦王朝。“长刀之夜”罗姆受诛，他没有多加介意，但施莱彻尔被谋杀却使他耿耿于怀。他憎恨阿道夫·希特勒，比任何人都更加鄙视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党卫军。在他看来，正在准备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灾难。
他毫不踌躇地对霍斯巴赫说：“德国没有能力冒险在中欧进行一场战争。在物力方面，它的军队无力承受任何战争。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贝克决定向冯·弗立契将军呈送一份备忘录，逐条批驳希特勒的论点。特别是他还决定联络的最神秘、最重要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军队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校。这位被称为“海军小元帅”的人，周围有一批怀有反纳粹情绪的军官。他们的反纳粹情绪对任何人说来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纳粹上台后，盖世太保就一直监视他们。
贝克和卡纳里斯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莱比锡市市长、半公开文职反对派外交官和具有君主主义思想的军人保持着联系。从1938 年初开始，所有这些反对派人士定期聚会，交流观点，并试图干“几件事”。陆军司令弗立契将军也毫不踌躇地参加这些聚会。这等于给密谋分子打气、壮胆和提供担保。
盖世太保正监视着这些可疑分子的行动。它甚至掌握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一百一十名保皇派军官在斯托尔普聚会庆祝威廉二世的生日，宴会是根据旧军官团的传统进行的。祝酒时，他们宣布克龙亲王为德国皇帝。
虽然义务征兵使大批冲锋队队员乃至党卫军队员加入了武装部队，虽然大部分年轻军官拥护新政权，但在上层高级人士中存在一股反专制的敌对势力。
诚然，这一切还不甚明朗，因为将军们从心底里赞同希特勒的打算，他们也梦想称霸世界，但是他们在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上却与希特勒的意见相悖。
最后，反对派通过几位将军向冯·勃洛姆堡元帅提出交涉。这几位将军对元帅说，“我们感到十分担心，总理推行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冒险性。我们对此不能置若罔闻。只有您一人能对他提出规劝。”
冯·勃洛姆堡皱起眉头，劝他的部下安分守己，他说，“武装部队不应在政坛上冒险。它的任务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讨论命令。”
元帅指出，武装部队能够谏净元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最后生硬地说，“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不要介入政治。”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得悉这一活动。一份份盖世太保的报告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手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海德里希被逐出军队，他欲借此机会对军官团进行报复。
对冯·勃洛姆堡，他们比较放心了，但他们知道，这位元帅性情软弱，不会始终不渝地卫护希特勒的主张，摈斥他和其他军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希特勒报告了总参谋部策划的谋反阴谋，希特勒当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在谈到军队将领时，他对戈培尔说：“几个世代以来，他们接受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教育，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这种教育的可悲后果。”在与汉斯·弗朗克的一次谈话中，他的态度更为明确：“这伙自命不凡的容克分子，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没有头脑、徒有愿望而一事无成的庸碌之徒。。我被他们欺骗了。。他们毫无所知，却自以为什么都懂。。总参谋部是我没有解散的最后一个共济会。”
时机已经到来了吗？
1937年11月8日是慕尼黑政变纪念日的前一天，党卫军队员将在“血旗”（慕尼黑政变后，黑衫队始终警卫着这面旗帜）前宣誓。
帝国党卫军领袖、德国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召集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开会。他的讲话标志着纳粹党和军队关系史上决定性的转折。他发出了真正的宣战争：“今天，预备队已准备与武装部队在同样的条件下作战。”
他这样说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只有“德国”团能够开赴战场。“日尔曼”团和警卫队还只是仪仗部队。然而除这些部队外，还成立了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工兵连。一支包括各兵种的部队正在诞生之中。
这支部队是按突击部队的设想建立的。教室、体育场和练兵场代替了营房和枯燥无味的训练。军官和士兵打成一片，吃、住、训练在一起。保尔·豪塞尔把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看成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得力助手。施坦因纳也是职业军官。 18 岁时作为步兵中尉开赴俄国前线，参加了塔南堡战役。在里加对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后来，他被调到法国，参加前线（努瓦荣和阿拉斯之间）战斗。
和豪塞尔一样，对施坦因纳来说，大战的结束并非是战斗的结束。在恩斯特·冯·索洛蒙《被排斥的人》一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他加入了彼罗的海突击队并在库尔朗德前线战斗。
在国防军的戎马生涯使菲立克斯·施坦因纳脱离了政治。但这位圆脸膛，浓眉大眼、精力充沛的普鲁士人希望实施革命的教育理论。党卫军向他提供了与兵营观念决裂的机会。他的战士简直是些地地道道的运动员，能全副武装在20分钟内走3公里。他们研究肉搏战，用连发手枪和手榴弹而不是用步枪作战。
施坦因纳和分管训导的军官认为，进攻才是最有效的制胜手段，通常的军队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突击精神，即小规模机动部队灵活主动而又勇敢的作战原则。
新国防军的将领们为招募到大批新兵而沾沾自喜，却丝毫没有注意“预备队”在军事方面的发展。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心中有数目标明确。
在具有中世纪风格且景致奇异的韦尔斯城堡举行的一次黑衫队领导人会议上，希姆莱透露了一些秘密。他说：“一切革命都要控制军队，并向其灌输革命思想。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时，革命才算取得了胜利。”
党卫军的将领们一声不吭地端坐在长桌周围，黑色制服领上的银色橡叶形徽章闪闪发光。他们知道，新的德国军队虽已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但并不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这只是两种解决办法。”希姆莱以他惯用的既冷漠而又和善的语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