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形态的概念对缨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1933 年以前一直为巴伐利亚人民党服务和1945 年以前一直为国社党服务一样，他完全准备作为一条忠实的警太为任何雇用他的政权服务。
缪勒的同事们中有些人断言他在1944 年已经同苏联有接触，还说在德国崩溃以后，缪勒成功地投奔了苏联人，这决不是凭空想象的说法。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它的工作就是使用已被捕获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无线电机发报，仿佛那些原来的发报者仍然照常进行工作，盖世太保时常用这种方法把谬误的情报传递给苏联最高司令部，他们使得苏联人做出后果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部门的名字是“无线电游戏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部，到1944年时，它的组成人员已有300 名左右。缪勒在德国最终崩溃之前使用了这么多的秘密线路之一来和苏联人进行接触，乃至供给他们真实的情报，都决不是不可能的。缪勒不但担任德国家秘密警察首领多年，而且随着德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而扩大自己的警察组织，因此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卖给苏联人，那就是他的广搏的知识。缪勒是以他的神奇的记忆力闻名的，他能够随时凭记忆说出甚至处在海外一个小镇里某一个不重要的特工人员的姓名。肯定没有哪个警察专家对各种人物的情况像他直截了当那样渊博，也没有人对政治事件像他那样熟悉，尤其对今天还很重要的事件的详细节会像他那样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缨勒曾为苏联人工作。不过人们知道在希特勒死后，缨勒就和他的知心朋友舒尔兹一同离开了总理府，从此不见踪影。而舒尔兹正是由缪勒委派主持“无线电游戏部”的。
第三节集中营的枪杀场面吓昏了希姆莱
1941年12月15日清晨，素有“百塔城”之称的布拉格上空阴云密布，鹅毛大雪徐徐飘落，给马路的广场铺上了一层晶莹的雪花，来往的车辆在雪地上留下了扑朔迷离的乌黑印迹。
大教堂广场用一根黑白红三色的警戒绳圈出了一块地方，禁止行人通过，绳子悬挂在带有铁盘的住子上，每根立柱都装饰有第三帝国国旗标记的盘形雕刻。这块禁地呈长方形，三色警戒绳以外的石板路面上画着100多个黄色的大圆点。破晓以来，有一个残膏老人不停清除着大圆点上的积雪。他的上司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积雪盖住这些大圆点，因为它们“对举行仪式至关重要”。
在教堂对面的禁区之外，一挺机枪架在低矮的平台上。枪后放着一包沙袋，是机枪手的膝盖垫。其后是一座用木板和帆布搭起的亭子。那里排放着五把雕花座椅，几个大人物将要准时出场，坐在这里亲自观看这次为他们安排的专场“表演”。
除那挺机枪以外，整个场面似乎是欢乐的，甚至带点儿圣诞节的气氛。装缀亭子的字旗悬挂在木杆上，纹丝不动。老清道夫不时把扫帚靠在立柱上，沿周围走一圈，把字旗上的雪花抖掉，然后又继续打扫黄色大圆点上的积雪。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大教堂传出一阵阵微弱的管风琴演奏的亨德尔的一首乐曲，广场所有的入口处都由双岗卫兵严密看守。他们迈着正步；来回巡逻，为了暖和身子，有时还把手臂高高甩到胸前。
主持这天上午“仪式”的党卫队副总指挥库尔特·沙赫特伊塞里斯在笔记本上潦潦草草地记录了这次活动的细节，他的笔记本里还记载着其它活动的情况。战后，他被俘以后，这个笔记本落到了盟军审判官手中。
组织一场屠杀，对沙赫特伊塞里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他老练地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严格遵守时刻表，有意安排戏剧性效果。这天上午沙赫特伊塞里斯将欢迎几位贵客来临：帝国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总督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沙赫特伊塞里斯并不指望得到他们的好评。
沙赫特伊塞里斯出身于图林根的法勒斯列本， 33 岁，长着一张邪念十足的大脸，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歪嘴，大鼻子，一双小耳朵紧贴在头部，从右眼角到颚骨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12点45分，沙赫特伊塞里斯支走了清道夫，最后一次巡视亭子，确信那里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反背着双手迅速走到广场甫侧的警卫楼，命令值勤官率领部下列队欢迎贵宾。
值勤官的集合令在广场上空回响，士兵们正步进入广场，沿主要通道排成欢迎贵宾的两行队列。几分钟以后，一支由两辆摩托车组成的警卫队先行飞驰而来，后面是载有希姆莱、海德里希、民事管理局局长康拉德·亨莱因、德国驻捷克党卫队首须和警察局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等人的两辆大型奔驰车。
汽车停在亭子前，沙赫特伊塞里斯向贵宾致德国式敬礼并呼喊“希待勒万岁”。贵宾们有亭子里入座，沙赫特伊塞里斯把他的座椅稍稍往后移动一下，以示他对等级辇别的重视。
12点整，布拉格钟声响起。警卫楼的大门又重新打开，长长的一队死囚由手执冲锋枪的士兵押送，从里面走了出来，队伍的两侧也都有哨兵监视，这些死囚是一群很普通的平民百姓，是每天都可以在街头巷尾遇见的布拉格市民。他们所有人的卷宗都已经过盖世太保之手锁进了希姆莱的文件柜。案卷中注明他们的身份分别是职员、大学生、家庭妇女、公务员和工人。他们是在任何大城市里都能遇的各式各样的人。年龄最大的死囚74 岁，最小的仅17 岁。
他们共同的罪名是曾用某种方式反对德国占领当局，因而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他们的所谓颠覆言论均被窃听器窃录下来。法庭上播放了录音，控告人又巧妙地把每句话都加以歪曲。为了搜集和整理这些“证明材料”，盖世太保费时长达十五个月。
希特勒的军队于1939 年3 月13 日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宣称，从这一时刻起捷克斯洛伐克就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了。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德国的保护国，因此张伯伦也不再需要遵守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外来侵略，英国将提供援助的诺言。与此同时，匈牙利却分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东端的一片土地——当时的小俄罗斯，希特勒以此报答匈牙利的亲德政策。
但是，希特勒在布拉格建立的政权根基脆弱，对付不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所以希特勒指示采取措施惩罚那些敢于反抗第三帝国的“少数捣乱分子”，以做效尤。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在其它国家一样，那些敢于反对占领国的人非常机警，决不会公开从事鼓动工作，因此要搞到他们的罪证困难重重。但是，帝国党卫队首领属下的盖世太保官员并未因此罢休，相反更疯狂地进行工作。
十五个月之后，即1940 年6 月，盖世太保官员终于搜集到这些罪证材料，据此逮捕了100 人，由法庭判处他们颠覆国家罪而加以处死。眼前的死刑执行是为了杀鸡敬猴。将来谁要乱发言论，就有杀身之祸。
现在，死囚们各自站在标有黄色大圆点的位置上，他们的目光越过警戒线呆呆地盯着亭子里的人，岗哨分成两组，走向广场的两侧，把卡宾枪对准死囚。囚犯即使冒险集体突围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全副武装的党卫队还是开进广场以防万一。
没有一个囚犯企图逃跑，沙赫特伊塞里斯后来回忆说：“从亭子望出去，无法认清和辨别死囚的面孔。他们中间有两个裹着头巾的老妇和几个穿着男靴的姑娘。男人头上戴着有护耳的鸭舌帽，其中一个男人戴着浆过的毡帽，其他人戴着软毡帽，还有几个人光着脑袋。许多人没有穿大衣，不过因为他们即将就难，冷暖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把一份打印清晰的名单贴在一块板上，还在上面涂了一层清漆，以防下雨把名单淋湿了。帝国党卫队首领最初要求对囚犯逐个点名，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一要求。悔德里希给我一个信号，要我继续进行，我随即从警卫楼叫出一名机枪手执行枪决令。他把冬大衣像一件斗篷那样披在身上，趾高气扬地走过广场，显示出自己将在这场戏中扮演主角。他在机枪后面单膝脆下，又一次环顾周围，扳开枪机、上好子弹，等待“开枪”的命令。”
此刻哨兵们退场了，他们挎着枪支撤退到警卫楼里。哨兵们拥挤在警卫楼窗口前，把脑袋贴在窗玻璃上，几乎把鼻子都压扁了。沙赫特伊塞里斯后来写道：“这情景令人联想起惊奇地盼望圣诞老人降临的儿童。他们先呵气，然后用衣袖擦掉窗玻璃上的白霜，等待这场木偶戏的开演。”
这时离12 点15 分还有几分钟，雪还在下，囚犯们仍然站在黄色大圆点上，与其说他们害怕，倒不如说他们有点狼狈。他们跺着脚，不时把手伸进口袋里又拔出来。脸上时而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一个中年妇女咳嗽不止。很难判断他们是在昂首挺胸、视死如归，还是麻木不仁、丝毫没感到死亡将至。除了这种带侮辱性的列队方式使他们感到有些狼狈以外，他们对一切都泰然自若。
值勤官举起右手站在那里。他又举起左手看看表。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是12 点15 分。值勤官立即放下右手，刽子手开枪射击，机枪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扫射，枪口不断喷出火焰、射出子弹。
这种屠杀方法的后果并不理想。沙赫特伊塞里斯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理想的情况是由六个射手来执刑，每个士兵瞄准一个囚犯两眼之间射击，这样就能立即击毙。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太不讲究了。要求行刑队把一百名囚犯挨个枪决，远远超过了士兵们的正常工作。由于连续射击，后坐力震得士兵们的同膀都红肿了。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向值勤官诉苦。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引起士兵哗变。因此，使用机枪虽然是速战速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