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接到命令去慕尼黑空军行政区第七队参加医学选修班。在这次学习期间，研究飞行高度至为重要，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能用活人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很危险，没有人自愿挺身而出，因此，我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可以谨请提供两到三个惯犯进行这些试验？。。显然，被试验的人员在进行试验时可能会死去，不过这些试验将在我的参加下进行。它们对研究飞行高度至关重要，但不要像以前那样，在猴子身上进行试验，因为猴子对试验的反应是与人完全不同的”。
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牲所提出的要求，从字面上看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战争初期所推行的、披着“科学”外衣的无痛致死术总算得到了发展，它能使医治不好的病人和精神病患者无痛苦地死去。早在1938 年10 月和11月就有一名叫扎梅斯施特兰的博士在一些人的身上，即在德国人的身上进行了首次试验，上级授权他利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德国囚犯进行那种冷冻试验如今这种试验在达豪业已恢复。
拉舍尔奉承希姆莱的“科学”狂的建议就这样被愉快地采纳了。于是希姆莱的秘书卡尔·勃兰特在1941 年5 月23 日回答拉舍尔说：
“。。我可以通知你，为了研究高空飞行，希姆莱显然乐意提供囚犯。”
因此就在取之不尽的人鼠后备队的中心——达豪建立了一间负压室，拉舍尔开始了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骇人的。拉舍尔把拘禁在达豪的一位医生安东·帕霍勒格博士当作助手使用，据他说：
“我通过负压室的观察窗亲眼看到了一个俘虏忍受着真空的压力，直至他的肺部爆裂。有些试验会在头脑里引起一种压力，以致那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的压力而出现神经错乱和头发脱落的现象。他们用手指和指甲在自己头上、脸部拼命抓，发狂地残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去撞击墙壁，声嘶力竭地喊叫，设法减轻对鼓膜的压力。一般说来，到了完全真空的时候，被试验的人就会结束生命。完全真空的试验无疑会导致死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把负压室用作例行的枪决，而不是用它们来作试验。”
这些可怕的试验持续到1942 年5 月。大约有两百名囚犯被利用来进行这种试验，其中八十个人死在负压室里，其余入多多少少患有严重疾病。经过这些稀薄空气的试验以后，拉舍尔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有关冷冻作用的新试验。新试验的目的是要为那些经常在北海上空被击落的、担任轰炸英国任务的飞行员找到最好的飞行服。他们中间有许多入本来可以在水上进行自救，但是当他们携带游泳工具泡在水里数小时后，就给冻死了。
拉舍尔让人在达豪安装特殊浴缸和冷却器，陆军和空军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的工作。拉舍尔要求配备助手、在他接受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雅利希、基尔的霍尔兹洛纳和辛格尔三位教授之前，要求盖世太保对这三位医生进行仔细的调查，以证实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无可指摘的”。拉舍尔想得到对他的试验给予保守秘密的绝对保证。一般说来，他对这些试验的真正性质不抱任何幻想。冷冻试验从1942 年8 月继续到1943 年5 月。在试验干冷的作用时，不幸者整个裸着身子忍受着德国的寒冬腊月，当他们的体内温度下降到二十五度时，把失去知觉的试验囚徒拉进来，进行复苏、回温的试验。希姆莱坚持使用“肉欲的热量”，为此从拉文斯堡叫来四个妇女。她们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压在一个不幸者的冰冷的身体上，设法使他苏醒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对冻僵的人采取迅速加温的方法早在一八八○年就由俄国医生列帕钦斯基解决了，纳粹“研究者”对他的著作也许是一无所知吧。
“对象们”光着身子或者穿着飞行服装侵在冰水进行湿冷作用的试验。里面放上一只救生圈，以免他们淹死。帕霍勒格博土对这样一种试验也作了报道：
“在两名俄国军官身上进行的试验是达豪集中营进行的所有试验中最惨的一次。这两名军官从牢房里被带出来，禁止他们说话。。拉舍尔叫他们脱去衣服，光着身子躺到浴缸里。两小时以后，他们还有知觉。我们请求拉舍尔给他们打一什，但是白费劲。到了第三个小时，其中一个俄国人对另外一个俄国人说：‘同志，请你同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这个人回答道：‘你别想从这狗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用温和的语气把这些话翻译完毕之后，拉舍尔到他
的办公室里。那个波兰青年想用氯化物毒死他们，但拉舍尔又折了回来，用手枪威吓我们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当试验把他们折磨至死，至少持续了五个小时。尸体被运到慕尼黑进行解剖检验。”
集中营里被试验的人员是用之不尽的；在囚徒身上试用新药；在奥拉宁堡进行挨饿和口渴试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人造荷尔蒙的试验；试验血浆用来治疗坏疽；试验药膏用来治疗磷火引起的烧伤。此外，还进行血液和血清学的试验，在达豪，人为地引起了蜂窝组织炎炎、溃疡、败血症。他们试验如何使用磺胺药，如何对骨头、神经和肌肉系统进行外科手术，用注射碳酸方法进行无痛致死术的试验，注射这种碳酸针以后，不到一秒钟就会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观察有毒子弹的作用（临床的描述是骇人听闻的）；研究一种把污染毒气的水进行解毒的方法；研究生物碱和未知的毒药；让囚徒服用毒药胶囊后进行试验，纳粹头目们在最后时刻就是服用这种胶囊自杀的。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化学毒气武器的试验。
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疸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菜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问他：“你能检查多少人？”“数字不限，多多益善，”他回答。
在多数研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迸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1941 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像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收藏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向他提出了下述这些要求：
“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一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
“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
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 1943 年6 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8 月份又到达八十个。党卫队大队长雅衙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一贝尔森的司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