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巴尔说他看见把菲格莱因架到我的指挥所，这也是确切的。那时，我们确实专心致志地进行审问。但是，巴尔说他在大约一小时之后看见菲格莱因带着手铐被带走，这一点却是似是而非的，完全是不真实的说法，他同样是在重复暗堡故事的传闻。事实上，从来没有进行这样的审判。
真实情况是，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指挥所隔壁房间里，有入找出来一块绿色台面呢桌布，把它镭在一张长桌上。我决定按常规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我们这些军事审判员就桌旁坐，把标准的德国军法手册放在面前。我们刚一坐下，处于被告地位的菲格莱因就蛮横地闹了起来，以至使审判无法开始。
菲格莱因，咆哮的醉汉，恶狠狼地瞪着两眼，眼珠来回地流动着，首先蛮不讲理地向法庭的权力挑战，他不停地哭闹说，他是对希姆菜，而且仅仅是对希姆菜负责，并不对希特勒负责（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种滑稽的观点）。菲格莱因有权找辩护人，但是，这时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姿态可怜——哭闹，哀嚎、呕吐，颤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子，他竟然随地小便起来。他真是个醉汉，并不是假装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读到早先的一些材料，人们认为是我告诉菲格莱因说，元首已经将他降职成为一个一般的党卫军士兵，并且是我扯掉他的肩章、奖章，把这些扔在他面前的。
其实，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是菲格莱因扯掉了他自己肩上的同章，并把官仍在地板上，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称之为一群德国蠢驴。
当时。我面临一场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方面，根据所有能得到的证据，包括他本人以前的证词，对一个军官来说利用糟糕的借口当场开小差，其文字意思就是，“临阵脱逃”。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军队对这种罪行的惩处都是迅速而又严历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总司令，完全有权命令进行这次审判。他无意容忍一个党卫军将军的这种行径，而这种行径即使是对一个士兵以是不能宽容的，更不能说我们这些人了。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手册明确规定，德国士兵，只有在健康状况良好，能够听取对他的证词和提供、理解为他所作的辩护才能出庭，否则不受审讯。为确实起见，我又核查了规定的细节，并征询我的同行审判员们的意见。我感到除了中上审判和解散法庭之外，另外无选择。我和我的同僚军官们的意见是，赫尔曼·菲格莱因不具备接受审判、甚至出席审判会的条件。我终止了这次诉讼进程。
我需要所有的战士奋勇前进。于是我把菲格莱因转交给了腊登休伯将军和他的安全小队，此后，我就再也未见过菲格莱因了。”
对此事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新描述，它也和已有的出版物对这一事件的说法相矛盾。但没有理由不相信孟克，如果孟克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菲格莱因是被处决必然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擅离职守，当菲格莱因来到法庭之前，他也许不再是作为将军，而是作为一名士兵一直在武装党卫军关押着。此外，孟克对法律程序非常认真，他通常不大可能将任何一个军人交给腊登休伯。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虽然腊登休伯具有与孟克同样的头衔，但他的确不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理府一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他对希特勒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但是孟克毕竟还是把菲格莱因交给了腊登休伯，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我承认那是不寻常的。菲格莱因是扣押在我这儿的，但腊登休伯将军从元首暗堡来到我这儿，他要求立即将菲格莱因并交他关押，我欣然同意了。后来，腊登休伯告诉我，菲格莱因的命运在希特勒一爱娃·勃劳恩结婚之前在内部就已决定和解决了。”
4 月25 日（星期三），菲格莱因在黎明时分就离开了柏林，前往霍亨里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最后司令部。霍亨里亨在柏林西北大约九十英里的梅克伦堡。他短暂地访问了霍亨里亨以后，就出发去在该地区的其他几个司令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在瓦伦的司令部，约德尔将军在克拉姆皮茨的司令部和菲尔斯膝贝格党卫军的司令部。那天下午，红军的坦克巡逻队突然出现在瑙恩和柏林之间的主要公路上（瑙恩在柏林以西，距这个德国首都十英里），菲格莱因回柏林的路已经被切断了，他不得不乘飞机返回柏林去。就他的官衔来说，他还不够资格享用私人座机，是希姆莱从该地区的雷奇林空军基地给他派来了一架容克—52型飞机和一名驾驶员，送他回柏林去。在白天乘坐这样缓慢和隆隆作响的飞机飞行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在雷奇林一直等到晚上大约九点钟才起飞去柏林，在加托夫降落，飞行员又返回了雷奇林。
如果菲格莱因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希特勒暗堡，从而避免等待着希特勒王朝一帮人的厄运的话，他在4月25日以前显然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在红军突然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他也能够逃脱红军的抓捕的。譬如说，他可以不飞回被包围的柏林去，而乘汽车返回霍亨里亨，加入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身边装备精良的队伍。菲格莱因一直使希姆莱随时了解笼罩着暗堡的“疯狂气氛”，希姆莱也许了解他的背叛行为。希姆莱本人也期待希特勒随时死去，他相信他有把握成为“继任人”，戈林已经退出了竞争，而他也已经通过中间人、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向英国和美国发出了和平试探。
但是，有一件事——或者说，正像即将要看到的，是和某人的约会，使赫尔曼·菲格莱因急切地返回柏林。正像我们从阿尔贝特·斯佩尔，汉娜·莱契和冯·格雷姆将军的飞行所知道的，菲格莱因的这次飞行毕竟是一次冒险的飞行，如果不是莽撞的活。确实，他这次返回柏林，并没有对他元首的业已失败的事业表示忠诚的意思。在菲尔斯膝贝格的军官餐厅里，有人问菲格莱因，暗堡里怎样？据党卫军分队长马克斯·于特纳说，菲格莱因说他无意参加暗堡里这些狂人的任何集体自杀仪式，“英烈祠的贡品是为拜罗伊特节准备的，而不是为我准备的。戈培尔扬言党卫队要用梯恩梯把整个暗堡炸毁，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疯人院。”
菲格莱因在4 月25 日（星期三）晚上回到柏林，正好赶上暗堡里的午夜会议，但是他没有出席。他作为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的一个联络人员，在最近乱哄哄的两个星期，经常不出席这样的例会，他没有参加这夭的会议并非不正常的事，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但是，4月26日（星期四）整个白天，菲格莱因仍然没有露面，希特勒也忙于其他事务，事实上直到第二天、4月27日（星期五），他才记挂起菲格莱因，并且注意到他和希姆莱联系的党卫队联络官，现在已经连续六次无故未参加情况汇报会。如奥托·根舍少校叙述的，“希特勒要核查菲格莱因，这本是件日常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简直记不起它是怎么回事了。我认为它与希姆莱的优秀卫队士兵有关，他们被派往动物园前沿阵地去参加保卫柏林的战斗。希特勒和我都想起在暗堡的两天没有见到菲格莱因了，希特勒找不到菲格莱因，他突然怒火中饶，面色铁青，就打电话找腊登休怕将军。”
菲格莱因没有报告，没有留下条子说明去向，没有他的柏林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是菲格莱因的一个酒友根舍少校有个印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几个星期前一个晚上，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菲格莱因顺便给过根舍一个电话号码，说“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近一年来，菲格莱因与一个迷人的、高高个子的女人同住在勃赖伯特劳大街10—11号一座墙上布满蔓藤植物的公寓大楼里，他们的房间陈设朴素。
勃赖伯特劳大街在夏洛登堡中产阶级自治区里，距上层社会的库菲斯膝丹大街不远，离总理府只有几英里的路程。这座公寓楼是少数未被炸毁的大楼之一。菲格莱因和他的情妇原先住一座豪华的公寓，后因轰炸逃了出来。他的新住址是以菲格莱因一个朋友的名字注册的，菲格莱因现在就隐居在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处所。
4 月27 日（星期五的下午），腊登休伯由于没有报告菲格莱因缺席而受到希特动的严厉斥责，腊登休伯垂头丧气地从希特勒的书房出来，请求根舍帮助。只是在这个时候，根舍才提到电话号码的事，并找出他草草记有电话号码的笔记本。这位侦察队长立即就要罗胡斯·米施中士在电话交换台查找这个电话所在的确切街道地址。米施照办了，于是腊登休伯就拨号打电话，菲格莱因本人接电话。菲格莱因对他安适的隐身处被发现确实感到惊恐，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即恢复了镇静，他对腊登休伯说，他刚喝了点酒，还有些醉意，他得刮刮脸，但两小时以内一定去报到。腊登休伯要菲格莱因立即就去刮脸后出发前来。腊登休伯还告诉他，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就给他派辆车去。菲格菜因以一个德国军官的名义保证两个小时以内去报到。菲格莱因下午五点过后还没有来，腊登休怕就派了一个四人小分队乘坐一辆吉普车去找菲格莱因。这个小队由党卫队上尉赫尔穆特·弗里克率领。弗里克是个富有战斗经验和立过功勋的军人，是希特勒警卫队的成员，选择他是出于明显的军事形势。当时战线已经移到柏林市区，到前线去是一项危险的差事。在和平时期，一般地从总理府的伏斯大街到勃赖伯特劳大街驱车只有十至十五分钟的路程，这时，为避开街区战斗要通过维尔默施道夫区绕一段很大的弯路，弗里克花了一个小时。弗里克和他率领的几个人不得不三次下车躲避，在萨维尼广场附近同苏联狙击手的激烈交火中还有一名党卫队中尉负重伤。上尉没有逮捕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