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
雷默尔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并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该营在班德勒街的士兵已经在傍晚晚些时候撤退。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报告，元首将对德国人民发表讲话。
接着放进行曲。
在巴黎，牢房已经关满了人，但是此刻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却请求他的军官说：“先生们，请别把我牵扯进去！”
这一天还有一些意外的偶然事件。最翠众望的陆军领袖隆美尔元帅（即使他不是7 月20 日事件的同谋，也是一个知情人）三天前在一次低空扫射中负了重伤，现在正躺在陆军医院里不能动弹。他的声望本来足以使民众投入到这场总起义中去。
曾经解救过墨索里尼的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采尼要去维也纳，火车刚要开动时他获悉希特勒又度过了一次暗算，并立即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个身高两米的人去拜访中央保安局。保安处驻外部主任瓦尔特·舍伦贝格告诉他，局势非常严重。约翰·托兰写道，“他脸色苍白，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如果他们来，我就在这里自卫。’他的神色很古怪，斯科采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建议舍伦贝格把手枪拿开，以防不小心伤害自己。”
接着，舍伦贝格也开始介入。他乘车去城郊的一座党卫队学校，要求给予增援。傍晚晚些时候，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命令他立即去班德勒街支援雷默尔，警卫营已经包围了这幢大楼。
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一直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夭，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八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动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抢先开了枪，但子弹只擦伤了贝克的头皮。“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命令：“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陶芬贝格，“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陶芬贝格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门，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廓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希特第一个死，施陶芬贝格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腾上前挡住了子弹，所以施陶芬贝格第三个死，死时高呼德国万岁的口号，零点三十二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伟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平定，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 1945 年3 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巴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德国的男女同志们！”希特勒声嘶力竭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对我策划并进行暗杀行动了。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由一些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昧无知的军官组成了一个很小的集团，台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十一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陶芬贝格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受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要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死。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一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徒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陶芬贝格的堂伯，八十五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费尔雷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份子，在暗杀事件过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7月20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陶芬贝格的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象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讯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 月21 日，他来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已经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