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
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
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
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
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
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
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人物，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
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
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
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任何一个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她不舍得跟自己的病老公过不去，灭个把李迪却是不在话下。李迪虽然是冤枉，但也算为君分忧的说。）
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还少了吗？
副宰相王曾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
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六、太后治国
（刘娥成为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
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乾兴元年（公元1022）二月甲寅，五十四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十一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
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
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书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书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
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得唾沫横飞、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
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