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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不能不让人怀疑，除了忠心之外，他或者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强迫症状。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
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但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虐，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楦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现在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心理。更遑论是这样的酷刑呢！
如前所述，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象严治农村严治贪官那样用了最极端的解决手段。
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露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惮。
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
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
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
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己减少了俸禄，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
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
与之相比，攻取元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
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
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
这个传说实在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
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砂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有杀错没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照样象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因此弄不清情况，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甚至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小事，就成了冤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可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朱元璋时代倘有现代大学制度的话，恐怕财经学院再无人敢报名就读了。）
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多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
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