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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与否，恐怕是哀帝当政时遇过的最大件政务了。除此之后，他年纪轻轻的不想着奋发，尽想着如何修道炼丹、长生不老。他对满桌美酒佳肴连看都不看，一天到晚尽是拿着各种配方的丹药当嘎嘣豆吃。一吃二吃地就吃出了问题，很快就一病不起。到他当皇帝的第三年三月，病得越发地重了，神智不清。倒也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目的：虽然身在尘世，却已不是尘世的人了，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认识，更遑论治理国家。
无可奈何的朝臣们只得再次上表，请求褚太后代皇帝治理国家。
褚蒜子再次垂帘不到一年，哀帝司马丕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仙”去了。兴宁三年（公元365）正月、二月，哀帝妻王皇后与哀帝先后病逝。哀帝时年仅二十五岁。
儿子与侄儿都这样早死，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哀帝崩逝的第二天，褚蒜子颁下了又一道册帝的太后诏书：“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
被迎立的新皇帝是司马丕的同胞弟弟，名司马奕，字延龄，史书称其为“海西公”。
在这个时候，由于丞相司马昱无能，朝廷缺乏有力的牵制，桓温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但随着几次北伐的不尽如意，这成就功业的心思便渐渐转向，开始有了篡位为帝的想法。也就在这个时期，桓温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若不能流芳后世，就要遗臭万年！”
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倒过来将温峤讨伐击溃的逆臣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向着墓冢称慕不已，连连说：“可人、可人！”——既然王敦成了他心目中的“可人”，那他想干什么就很明显了。
咸安元年（公元371），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流言在朝野广为流传，说的是年青的皇帝司马奕其实是个废人，早在做藩王的时候就丧失了亲近女人的能力，甚至于搞同性恋他也只能充当假女人的角色。如今他宫中田美人孟美人所生的三位皇子，实际上全是他的男宠相龙、计好、硃灵宝的“成果”。——如今三位皇子都已经到了给予太子、亲王之封的年龄，假如让这样的西贝货儿成为王朝储君，就要颠覆国家根本了。——这消息言之凿凿，绝大多数的官兵百姓一时都信服得很。虽然皇族高官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却架不住群情汹涌和军队的立场动摇。
这条令人恶心的谣言，就是桓温和他的参军郗超的得意之作了。
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
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
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
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
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表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
收到奏章之后，褚蒜子作了这样的批复：“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
八月壬子日，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
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
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们之一：晋元帝司马睿夫人郑阿春
郑阿春的祖籍是河南荥阳，她出生在一个士族冠缨人家，祖父曾是山东临济县令，父亲则曾任安丰太守，母亲也出身衣冠士族的濮阳吴家。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早逝，郑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女儿。
这时正是晋怀帝永嘉年间，作为长姐的郑阿春只得与渤海一个姓田的男子成婚，以便支撑门户。但是祸不单行，婚后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丈夫就死了，郑阿春小小年纪便成了寡妇。无奈，她只得变卖家产，带着年幼的儿子、母亲和三个妹妹举家搬迁，到濮阳去投靠舅舅。
永嘉六年（公元312），36岁的琅玡王司马睿元配王妃虞孟母病逝。司马睿非常宠爱虞妃，因此对于虞妃生前妒忌的府中姬妾都自动疏远，虽然姬妾们生下了儿子，他也不愿意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继任王妃，而是决定另聘夫人主持家事。
经过一番比较，司马睿选定了濮阳士族吴氏的女子，也就是郑阿春舅父的女儿吴小姐。不用说，吴家对于女儿能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