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2节 欧阳修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祜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惟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挡，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注意。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渝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宫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尔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宴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却是真心的。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柔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祈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问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