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拘，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罢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竟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9节 箭在弦上
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出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